殷墟甲骨文

湯因〔英〕（1889—1975）

劉雲德

　　劉雲德 1954年出生，山西人。1982年獲吉林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3年獲聯合國開羅人口中心哲學（人口學）碩士學位，1987-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現任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旅遊系主任、教授，譯著《社會學》（上、下冊），專著《文化論綱》。

　　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西方學者中曾有人斷言：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當時，國人並不以為然，似乎以為是人家恭維我們，想和我們發展關係，要我們的市場，説説罷了。如今，我們在21世紀已經走過了一個年代。恍然間，一幅清晰的東方畫卷呈現在世人面前。回望十年，好像中國的國運真的和什麼千禧年、世紀之交有什麼必然聯絡，中國人為之奮鬥多年的夢想突然都在這個時刻實現了：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加入WTO、成功申辦、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政治和社會保持長期穩定……那些唱衰中國的預言家們對中國的悲觀預言都未出現。東方世紀的帷幕終於拉開了。

　　回想一下911事件之前的國際政治環境。當時的西方政治家們從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中受到鼓舞，把矛頭直指中國。他們悍然轟炸我駐南斯拉伕使館，在中國南海領空用偵察機撞擊我巡航戰機，預謀在我東部島鏈佈置導彈防禦系統……他們大有勝券在握、一舉成功之勢。然而，就像一個巨人正當舉起利斧砍向對手時，腳下的基石“坍塌”了。

　　911事件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宗教衝突。早在1973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先生就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中預言到這種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他還斷言，西方文化不可能從這種衝突中自我解脫。解藥只能在東方，在中國，在中國的文化。

　　湯因比先生決不是一個武斷的預言家。他傾畢生精力研究人類文明史，總結了人類史上存在過的33種不同的文明形態，指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和必然前景，寫成了12卷的巨作《歷史研究》（1961年）。為了使人們方便了解，他在耄耋之年（1973年）將其巨著縮寫成兩卷本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和《歷史研究》。前者概述了人類的歷史，後者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哲學判讀，句句箴言，語重心長。尤其重要的是，湯因比先生祖承西方，然而，他能超越文化的情感，立於哲學使命之高度，追隨邏輯的軌跡將人類文明的希望之路指向東方。

　　今天，當我們跨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面對機遇與挑戰，重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形勢，把握命運，從而肩負起我們所應有的歷史責任。

　　文化與文明

　　認識並厘清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文化，學術界有無數個不同的定義。但其本質無疑是人類對自身周邊世界認識和駕馭的能力。人類正是通過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擺脫自然界自己的原屬族群，一步一步走向現代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類的歷史有多長，人類的文化史就有多長。到今天，至少也有三百萬年了。

　　在這三百萬年時間裏，人類大多數時間是處在蒙昧時代，即一種原始文化狀態。在這個階段，人類文化的哪怕一點點進步，都會用去成千上萬年的時間。直到有一天人類發現了火，人類的文化探索終於走出了漫長的黑暗時代。是火將人類帶出了蒙昧時代邁向進步的野蠻時代。將人類文化的這一個時間段命名為“野蠻”時代可能是由於在此階段人類處理部落之間衝突的普遍暴力原則。

　　當部落生活方式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於工具的發展，開始有了剩餘産品，對剩餘産品的佔有使部落內部産生分化。這時，部落內部必須有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佔有關係的規則。根據這種規則，一些人對剩餘産品的佔有，從而對另一些人的統治和管理被全體人所認可和接受。這就是早期的制度文化。如果説在此之前人類的文化內容主要是針對自然界的，那麼制度文化卻是針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隨著遊牧和園藝社會向農業定居生活方式的過渡，人類的制度文化日益豐富，直到全面確立。我們把這種制度文化稱為文化的文明形態。人類從私有制開始到國家形式的出現，實現了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過渡。實質上是從普遍暴力向有限暴力的過渡。這種有限暴力在一個文化內部就採取了統治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監獄、政府統治和權力等，而在外部便成為以一系列談判、條約為前提的戰爭。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在文明時代，人們習慣上把那些不遵守文明規則的人叫做野蠻人。

　　相對於300萬年的文化史來説，人類的文明史還很短暫，用湯因比的話説“充其量也不過5000年”。文明的制度還很不成熟，人類還沒有擺脫野蠻，這也可能就是人類今天文明衝突經常演化為暴力的主要原因。

　　東西方文化的並立

　　東方和西方的分界概念是由西方人提出的。早期的希臘人和後來的羅馬人都把地中海東岸地區稱為東方（orient）。隨著征服的不斷擴展，他們發現了更遠的東方，於是就有了近東、中東和遠東的概念。而在古代的中國，九州即天下，即世界。因此，中國文化幾乎是在一個封閉的地理環境中自我生成。從文化的對立形態來看，西方文化以地中海為其搖籃，涵蓋了整個歐洲和西亞大部分地區。而東方文化則是由中華文化圈和印度文化所構成。湯因比先生在《歷史研究》中也是這樣劃分的。而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中則把整個伊斯蘭教地區都從西方文明中劃了出去。

　　本文無意回顧全部人類文明的歷史，而只是從歷史的重要線索中列出東西方文化對立的主要元素，從而尋找當代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

　　1.文化起源的並立

　　西方文化發展為文明形態，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由當時古埃及的尼羅河文化和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化形成其源泉。到公元前1000年前後，古希臘人在愛琴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兩河流域的文化和埃及文化，創造了古希臘文明，形成西方文明的主體，貫穿至今。

　　幾乎與此同時，在東方中國的黃河流域地區，以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部落集團統一中華，繼承了有巢氏、女媧氏和燧人氏的早期文化元素，形成中華文化的源泉。後經夏、商、週三代的制度文化建設，一個與西方文明全面對立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在東方形成。

　　東西方文化在其早期的孕育成長中並不相關，獨立發展，自成體系。以致後來成為兩種全面對立的文明形態。

　　2.軸心時代的並立

　　當一種文化中出現一批試圖擺脫神話的束縛、探求世界的本原和人生價值的終極真理的思想家時，人類的制度文化就開始向精神文化昇華，這是文明的真正始元，是思想和哲學的啟始。

　　有一個令人驚訝的巧合，公元前500年前後，在古希臘、波斯、印度和中國同時出現了一大批思想者群體。他們都是用觀察、體驗、推理和冥想的方法試圖回答宇宙的本源、人生的價值、社會的意義和萬物運行的規律這種至高命題。無論他們各自做出的答案有何不同，他們都對各自的文化進行了一次思想總結，並形成了一個指導各自文化後來發展的思想體系。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代稱為“軸心時代”。這個軸心時代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以亞裏士多德為總結者的希臘思想體系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思想體系。它們各自成為東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3.文字發展道路的並立

　　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在文字上都發源於象形符號。在古埃及人面對700多個象形符號時，他們走向了一種抽象表達的方法，擺脫了象形符號的具象意義，從700個象形符號中抽象出一部分抽象符號，用其組合表達出新的符號意義。後經菲尼基人和希臘人改造和演進，形成西方今天的拉丁語系拼音文字。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文字形成過程和長期使用這種文字的習慣形成了西方人超強的抽象能力。

　　而在東方，同樣是象形文字，我們的祖先在面對使用上的困擾時，儘管也對其進行改造、簡化，形成了象形、形聲、會意、轉借等手法，但始終沒有實現抽象的跳躍。中國古人十分勤勞地朝著同一方向不斷造字，以至於把漢字發展成一個近三萬個方塊字符的龐大體系。可惜的是，我們漢字的最初原始狀態的象形符號體系沒有保存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甲骨文已經是通過改造的非原始形態的象形文字。所以，我們無法推演我們祖先的文字變更的心路歷程。找不到為什麼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走向符號的抽象，從而在文明發展的道路上把我們撥向了一條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軌道的原因。

　　應當指出，這個道叉非同小可。它在東西方文化對立中，尤其是東西方人精神層面的對立意識中起到關鍵作用。正是因為我們的文字沒有實現抽象，以至於中國人天生的抽象能力差。這方面的一個極端的例子錶現在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上。不管我們古代的科學家們有多麼豐富的思想內涵，但由於缺乏抽象符號的表達，無論怎樣的複雜運算，都只能使用方塊字的繁複表達。讀過《九章算術》的人都會感到這種表達方式多麼嚴重地束縛了前人抽象思維的發展。

　　更驚險的是當人類進入信息技術時代之時，國內外的科學家們都曾驚呼在這個由小小鍵盤決定命運的時代，方塊漢字怎麼能跳過這個快速輸入和信息化處理的致命難題。面對這個難題，我們要麼放棄方塊文字，要麼被歷史的快車拋下。值得慶倖的是，在我們的科學家的努力下，這個難題還是用科學的方法解決了。

　　4.信仰體系的對立

　　在人類文化實踐中，人們對那些不可認識但又對自己生活和生産實踐産生巨大影響的自然力量産生了莫名的恐懼。長期處於這種恐懼的壓力迫使人們對其做出理性的必然反應就是崇拜心態。這是對壓力的一種屈從。萬物有靈的原始崇拜曾經伴隨著人類文化長期發展過程。隨著人類的思維能力特別是抽象能力的提高，人類使自己從一種與自然力對立的崇拜心態上升為一種與自然力融為一體的信仰狀態。在這種信仰狀態下，原有的崇拜壓力徹底消失了，自己因為與對象融為一體而感覺到了一種保護力。同時，因為與對象融為一體，自我便消失了。自由成為信仰和保護的代價，這就是所謂的皈依。

　　從人類的信仰實踐看，從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是一種進步。西方文明在其發展中，再次展示其抽象精神能力的威力實現了從多神教的原始宗教到一神教的現代宗教的轉化。而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們中華文明沒有實現于這一跨越，一直把原始多神信仰體系帶進了現代社會。

　　文明的衝突

　　文化的對立産生矛盾、鬥爭，而一旦到了文明的程度，就必然産生衝突。衝突的解決有時是暴力的，有時是非暴力的，這取決於衝突中文明的性質。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誕生的一神教是猶太教，距今有近三千年的歷史。這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在猶太教誕生的一千年後，脫胎于猶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猶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長達三百多年的羅馬帝國的壓迫後，終於在公元392年被羅馬皇帝提奧多西宣佈為國教，並逐步確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獨尊地位。

　　相對來説，伊斯蘭教是一個年輕的宗教。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570年之前，整個阿拉伯半島還是一個鬆散的遊牧部落民族居住地，處於早期多神宗教信仰中。穆罕默德在早年經商時遊歷了地中海東岸各地，接觸到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在他40歲時成功地創立了伊斯蘭教，並繼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國。他的繼承者又把這個宗教帝國的版圖迅速地擴展到阿拉伯半島及西班牙、北非、印度和東亞的大片領土，一個龐大的伊斯蘭帝國就這樣誕生了。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三個一神教先後誕生，同時並存。一神信仰的本質特徵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於唯一的萬能的創造了萬物的神。這種唯一性就決定了排他性，視一切異己信仰者為異教徒，成為仇恨的對象。而這種仇恨會因為各種原因爆發為戰火和屠殺。

　　不同的一神教，如果在地理上能互相隔離，在經濟利益上互不交叉，那麼，它們之間還可以相安無事。問題是這幾個宗教從一開始就結下仇怨，都把位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當做自己的宗教聖地。這種衝突終於導致了長達200年（1095年—1291年），多達十次的十字軍東征。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真正的宗教戰爭，造成幾百萬人的死亡，聖城被多次血洗，一命不留，片瓦無存。

　　十字軍東征的結束，伴隨著西方的文藝復興和黑暗的中世紀的終結。之後的地理大發現，又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自己向更大的地理空間布道傳教的機會，也為後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找到了市場和殖民目的地。在隨後的幾百年，西方基督教經過新教改革使整個西方文化從理性走向科學，從科學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並把這種新文化作為普世價值推向世界。 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權、自由、平等等價值觀方面採取開放進取的同時，似乎也採取了對異教的寬容態度。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整體列車上，伊斯蘭教的部分地區並沒有得到同步發展，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仍處於極端貧困狀態，從而為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這便是造成西方文明內部新形勢下文明衝突的死結。“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會的相互容忍急劇下降。”911事件就是這種衝突的必然結果。十年過去了，問題並未解決。這期間，我們看到了西方文明為應對這種戰爭而出現的文化倒退。

　　湯因比的預言

　　西方文明內部的這種衝突，早在1973年就被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先生預見到了。他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明確指出：當人類進入到20世紀中期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科學的進步把世界拉入了一個統一的大市場；(2)核技術的利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現，使人類面臨嚴重的威脅；(3)世界的資源走向枯竭；(4)環境受到嚴重污染。這四大變化使人類進入一個不可逆的全球化時代，進入一個命運與共的境地。這時候，人類面臨一個選擇：“要麼一個世界，要麼全體毀滅。”

　　顯然，世界需要大一統，大一統的政治文化。但這種大一統不是要通過消滅異己來實現的，而是要通過接納、容納異己，形成一個多元共存、和平共處的局面。而這種寬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一神教文化基礎中並不存在。這就是西方文化在新世紀面臨的不可擺脫的困境。

　　根據湯因比的推理，能適應新世界的文化只能來自於東方，能適應新形勢的宗教只能是佛教，能為人類在新世紀尋找到新的文化起點的基礎只能在中國，並寄希望於中國共産黨人。

　　他説：“如果要使被西方攪亂的人類生活重新穩定下來，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為人類生活中依然活躍但不具破壞性的力量，我們就必須在西方以外尋找這種新運動的發起者。如果將來在中國産生出這些發起者，並不出乎意料之外。”

　　他還説：“如果中國共産黨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闢出一條新路，那麼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這個禮物應該是現代西方的活力和傳統中國的穩定二者恰當的結合體。中國姍姍來遲的而又風險極大的社會試驗究竟會産生什麼結果，依然取決於非西方的神靈。”

　　湯因比為什麼要將希望之光指向東方的中國，並寄希望於中國共産黨呢？

　　他的解釋是：“超工業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國的生活方式都潛伏著自我毀滅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中國方式——傳統的中國方式——是固化型的。但是，這兩種方式也都提供了讓人們安居樂業所必不可少的東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滿活力的，固化型的中國方式是穩定的。根據歷史上類似的發展情況看，西方目前的優勢很有可能被一種混合而統一的文化所取代，那麼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與中國的穩定恰當地結合起來，從而産生一種適用於全人類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將不僅使人類得以繼續生存，而且還能保證人類的幸福安寧。”

　　想象一下在1973年，中國剛剛同西方接觸，湯因比就指出這一前景。它決不是一種無端的猜測，它是對33種人類文明7000年曆史綜合考察的結果。同樣是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他并沒有將這種希望指向當時的蘇聯和蘇聯共産黨，原因就在於蘇聯在文化上仍屬於西方文明圈，在宗教上屬於基督教的東正教範圍。

　　今天的世界正在沿著湯因比的預言精確地演繹著，日甚一日。

　　中國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使命

　　21世紀向世人展現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藍圖。在技術上它正在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地球村和統一大市場；在文化上它正在走向多元化，多種文化共存，互生互長。一個文化綜合，融合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已經成為東西方學者們和政治家們的共識。

　　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的機遇。中國文化的本質特點是多元性，這是在我們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多民族通過互相交流、競爭和鬥爭，而達到互相融合的過程中而形成的。這種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它具有寬容性，極大限度地接受外來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能較容易地遺棄許多過時的文化要素。這種本質就使中國文化的彈性、柔性表現突出，從而也就適應性較強。總之，正是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質，使它在今天世界呼喚多元精神價值的時代迎來了自己的發展機遇。

　　儘管我們的文化潛力已經把我們推向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的前沿陣地，但要迎接這種挑戰，仍需要我們努力去搞好文化建設。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塑我們的信仰體系。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我們成功地進行了一場社會改革或叫轉型，這一過程還沒有完成，因為我們的文化建設還未跟上。這主要表現在人們在物質豐富的同時在精神領域中的信仰缺失、道德弱化和物欲主導等方面。

　　重塑我們的信仰體系需要我們認真地總結歷史，深入研究現實文化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尋找文化創造的活力之源。我相信，我們重建的信仰體系應該是一種多元成分有機結合的集合體，它應該包括：

　　——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它為人類世界的歷史進程指明了方向。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西方後來的福利社會、工會力量。今天，我們仍然要用馬克思主義認識和解決我們社會的衝突和矛盾。而且，從更高一層意義來説，共産主義理想和世界大同的信仰作為趨勢是不可動搖的。

　　——儒學。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是中華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精神元素。它的中心思想是通過個人修養，實現理想狀態的社會秩序和諧目的。儒學成功地為社會成員的日常行為方式和維護個人尊嚴提供指導。

　　——佛學。佛學傳入中國已有近兩千年曆史。在與儒學與道學的交流互融中被中國化了，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普羅大眾提供了人生精神世界終極命題（生與死）的可以接受的答案。湯因比先生指出“在一個物質上統一起來的世界裏，如果佛教是唯一傳教的宗教，那麼個人的選擇自由將能得到保障。不幸的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並沒有佛教那種寬容傳統。”

　　——西學。中國人對西學的態度是“拿來主義”，為我所用。它填充了我們文化中剛性缺乏的一面。西學東漸300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改革開放，西方文化已經浸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西學應該成為我們文化中的合理部分。

　　——道學。天人合一的道學是中華文化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偉大思想，是對人類思想史的偉大貢獻。在今天的時代，它顯得尤其重要。實際上道家思想的精髓遠不止此，它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超凡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它對於我們認識世界與人生的終極真理尤為重要。

　　結語

　　歷史的長河將中華文化推到了21世紀世界文明的中心舞臺。5000年文化的鍛造，使中華民族必然肩負起人類未來新文化的責任。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邏輯的指引，只能表明我們的文化特質具有肩負起新的人類文明的潛能，而要真正擔負起這種歷史責任，實現人類文明新的飛躍，仍需我們做出巨大的努力來建設好我們的文化。

　　首先，我們要將中國從一個文化大國變成文明強國。一個現代文明強國，是靠制度文化而不是行為文化來支撐的。而制度文化的最高層面就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文明。今天，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將西方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作為普世範式向東方推廣是不可能的和不可行的。我們必須綜合世界人類各種政治智慧，創造出一種嶄新的適合中國國情和世界大趨勢的民主政治體制。這應是我們政治文明建設，也是我們迎接21世紀文化挑戰的核心任務。

　　其次，文明強國建設必須全面提高全民素質，加強普通大眾的文明意識教育。人的素質是多方面的，而其核心是對個人價值，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格尊嚴的認識。一個漠視他人價值和環境價值的人，首先是因為他無視自身的價值，是一種自我人格貶低。21世紀是全球各種文明互相交流、交融、學習和促進的時代，我們必須在這種過程中儘快完成從文化人向文明人的全面過渡。

　　最後，我們必須建立起一種新的世界觀，站在全人類新文明的高度來審視我們所面臨的任務。一個嶄新的世界文明將借助我們的文化軀殼在東方誕生。未來的世界既不是西方文明在東方的移植，也不是東方文明的簡單復興，而是兩種文明以及更多其他文明的高度融合，集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優點，建立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讓我們以一種更宏大的歷史胸懷去擁抱21世紀的文化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