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作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執法檢查報告。報告中涉及中國人口結構老齡化的眾多數據，使得國內外媒體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進一步升級。

　　8月26日，一家英國媒體撰文呼籲中國全面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中國“多老”、“少子”的現狀，認為“單獨二胎”等微調政策不足以扭轉人口結構嚴重老齡化趨勢。文章認為生育政策有相當長的滯緩效應，即使中國現在就著手放寬計生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嬰兒，到2025年也不過14歲，未到結婚年齡，到2042年才31歲，真正能夠大幅度地改變中國的人口結構，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年頭。

　　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熱議中，近日，《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專訪了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今年4月，翟振武曾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進行講解，他對本刊記者表示：“綜合考量之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完善的空間和基礎已經具備，調整的方向也已明確。但這種調整決不能是大開大闔式的，一定是分步驟的、有過渡的。”

　　“政策調整的時候到了”

　　《瞭望》：如何看待近一時期國內外媒體對於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評論？

　　翟振武：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綜合問題。簡單的“算數”，有時並不能展現其完整的意義。應該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下降，老齡化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在經濟不發達情況下，通過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為干預，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國也面臨著更快速的老齡化問題。

　　同時，計劃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進行調整。在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數量過快增長勢頭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也具備了一定的空間。

　　計生政策的調整，可以緩解老齡化進程，有利於家庭結構的完整和優化，有利於改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也可滿足人民群眾的生育意願。因此，我個人擁護從現在就開始完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調整決不能是大開大闔式的，而是要分步驟、有過渡的。

　　《瞭望》：目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時間點已經到了嗎？您認為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

　　翟振武：我認為，近一段時期就已經可以開始調整計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這樣大的政策調整，事先的準備、討論、研究要特別充分。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寫明“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應該説調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經明確了。

　　對計生政策作出調整，應主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現行政策實行30年來，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調整空間，如果現在中國人口增長得還很兇猛，那麼政策完善和調整的基礎就不存在了。二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矛盾逐步突出，應該未雨綢繆地進行前瞻性的調整。三是，計生政策調整要穩妥、有過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這些問題都要全面考量。

　　《瞭望》：與30年前相比，中國目前的人口資源承載能力有沒有變化？

　　翟振武：人口承載能力是一個變量。30年間，隨著土地利用率和糧食産量的提高，中國的人口資源承載能力確實提高了很多。30年前我們有10億人，現在有13億人，生活水平還更好了，這都説明了支撐能力在不斷提高。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大量利用了國外的資源，比如石油、鋼鐵、化肥等物資的大量進口。而且人口承載能力的提高也付出了一定代價，比如近年來越來越凸顯的糧食、蔬菜、肉蛋生産中使用過量化肥、甚至增長素等食品安全問題。

　　在此背景下，未來在實現人口零增長、達到15億人口峰值後，中國的人口數量應逐步、緩慢下降，以減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為有利。

　　“老齡化已無法逆轉”

　　《瞭望》：從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角度衡量，放寬生育能夠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應該明確，無論中國是否放開計劃生育，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方向都已無法逆轉。即使現在實行“單獨二胎”，甚至全面放開二胎，對未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這個作用大概是2～3個百分點的降低，比如老齡化率從28%下降到25%或26%。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進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會經歷這一過程。眾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都面臨這一問題，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人們生育觀念發生改變，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經濟尚未發達的情況下，利用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為干預實現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這是我們必須應對的。

　　任何政策都是暫時的，與它對應的是人們的觀念，相比之下，後者發揮的作用更大。在中國，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女性普遍參加社會工作，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子女養老的需求大大降低，這都會影響生育觀念。當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許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選擇只生一個，一個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過20年，隨著人們生育觀念的變化，放不放開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經沒有意義了，就像現在的歐洲一樣。

　　《瞭望》：您認為應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有哪些關鍵點？

　　翟振武：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於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支持體系。與此同時，要主動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産業升級換代，提高勞動生産率，將勞動密集型企業升級為技術密集型企業，以應對勞動力的減少。

　　“桶型”人口結構

　　《瞭望》：對於“人口紅利”消失的焦慮有沒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紅利”指人口結構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時間段。有人口紅利的時候，我們要利用；人口紅利消失後，反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倒逼産業升級的換代、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倒逼維護工人合法權益，使社會更加和諧。

　　拼人口數量的時代已經遠去了。美國人口才3億，但卻是超級大國。西方發達國家總共7.7億勞動人口一年創造36萬億美元的社會財富，而中國9.3億勞動人口2010年GDP為6萬億美元。我們不能靠“多生孩子”來發展經濟、支撐經濟增長，而是要在現有人口數量基礎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質，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比較優勢。

　　《瞭望》：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能夠緩解“人口逆淘汰”的情況嗎？

　　翟振武：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農村的生育，從平均生育6～7個孩子下降到1.5個，而城市從平均生育3個孩子下降到1個。農民為計劃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貢獻和犧牲。從30年的歷史長度衡量，農村和城市人口增長率的差距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因此，計生政策並沒有導致和加劇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緩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問題，改善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還要靠公共資源更多地向農村傾斜，靠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縮小城鄉差距，而不是靠讓農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國未來20～50年的發展，怎樣的人口結構是最為理想的？

　　翟振武：現在中國的人口結構傾向於倒金字塔型。塔頂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長率逐年降低。這個情況已經不可避免，即使現在調整生育政策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人口結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增長那麼快，決定了現在和未來老齡人口增長速度也會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國達到4億多老齡人口的高峰值後，老齡人口會逐步下降，這是一個自然過程。也可以説，40年之後的人口結構，要比現在和近期的人口結構好，這是肯定的。

　　歐洲國家“桶型”的人口結構，呈現出“直上直下”的特徵，是一種人口可持續增長的結構，也叫做“穩定人口”，應該是比較理想的。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很大，在持續穩定的基礎上，如果人口數量每年略有減少，實現“緩慢的負增長”，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更為有利。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