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在珠海的建築工地上，泥水工一類的農民工是以天計工資，他們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數掄大錘的拆遷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間，就連最普通的雜工日薪也漲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這個消息估計會引起國家稅務總局的高度關注。因為，這些農民工的月薪已遠遠超過個稅起徵點3500元，需要加強徵繳力度。即使如此，這個行業在整個珠三角地區仍面臨嚴重用工荒，80、90後鮮有問津，基本都是年過不惑的60後。

　　反差耐人尋味。

　　拋開這些行業不穩定、工作條件差等因素，專家將原因歸咎為老齡化、計劃生育引發的人口紅利提前終結——拐點將出現在2015年。

　　顯然有失偏頗。

　　首先，相對於養老問題，就業依舊是第一民生難題。尤其是近年來大學生和農民工兩支大軍在勞動力市場合流，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展開慘烈的飯碗爭奪戰，用工荒往往只是結構性的。

　　儘管地方政府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但由於農民工在勞資博弈中長期處在極端弱勢地位，職工工資與企業效益挂鉤的正常增長機制遠未形成，農民工只能用腳投票，提高短期報酬——如日工資來獲得某種補償。但日薪即使達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産條件艱苦、勞動和社會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掙的依舊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錢。

　　與此同時，對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採取了長期的歧視政策——比如戶籍壁壘，導致農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支付高額的成本。雖然近期沿海地區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如廣東中山、廣州兩市破例給為當地作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辦理戶口，並探索出一個根據學歷和工作經歷來打分落戶的新制度。這些進步值得欣慰，但對於各大城市數百萬計的農民工而言，畢竟概率不會太高。

　　對於早期農民工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視的候鳥生活，是因為沒有後顧之憂——畢竟家鄉還有土地作為最後的保證，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後，大量農民被以某種口號褫奪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樓”徹底淪為失地農民，農民工只有用腳投票，索要高薪，來緩解對生活缺乏保障的焦慮。而這樣不斷加薪又往往成為壓垮中小企業最後一根稻草。

　　何以徹底擺脫雙輸？唯有政府積極作為——一為農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視，賦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為中小企業減稅並賦予國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級轉型。至於資金，賣地掙的銀子就不少，且氾濫的三公消費也可以適度克制——前者叫開源，後者叫節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國政府不差錢，只是真該用到刀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