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的錄取標準可能不一定適應各個高校的要求，所以在招生中當然可以讓高校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問題是，由於目前整個社會缺乏公信力，高校招生公平因此也難以獲得公眾的充分信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高校自由裁量權的使用就需要進行調整。

　　一是高校的考試、招生工作，應該引入社會力量的參與，提高可信度。我在參加哈佛大學的錄取考試時，不僅有本校教授，還有其他學校的教授，甚至學生代表參與。此外，國外很多高校的面試和錄取是相互獨立的，面試和錄取的執行者並非一批人，錄取時，招生委員會的委員們看不到學生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來自哪個學校。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招生腐敗的出現。

　　二是對社會底層進行保護。印度就有規定，高校招生必須有一定比例來自社會底層，我們也可以同樣規定大學農村生源的比例最低是多少。現在，我們對少數民族在分數線上有一定照顧，對農村生源，也應有類似的保護措施。

　　三是對學生的評價要多元。名校就一定看中高分數，這是個誤區。我認為，要在成績標準的基礎上，增加多元標準，如對社會服務、實習等經歷的考查，看看這個孩子在除了課本知識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知識和經驗。

　　美國也有高考（SAT），它們對分數也有要求，但分數只是基礎，各所學校會考查學生提交的諸多材料，通過學生的課外活動考查綜合素質。比如，做過哪些公益活動，以及職業志向表述等，這些項目通常會贏得別人的好感。

　　在國內，我們常常想要告訴別人自己獲過多少獎，但在美國高校的申請表上卻找不到“所獲獎項”這一欄。學校更看重的，是有沒有自己的愛好，為了這個愛好做了哪些努力，未來有什麼樣的職業理想等。

　　另外，我特別反對高校在本地進行自主招生，因為本地的“關係”肯定很緊密。在目前高校沒有得到社會和民眾的更多信任之前，自主招生只能是且試且看。

　　（邊曉璇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