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上漲促使發改委約談，企業挨罰後照漲不誤。

　　今年3月方便麵、白酒、日化等消費企業紛紛舉起了“漲價”的大旗，隨後發改委對企業“約談”一詞便跳進了公眾的視線。至於“約談”事件的升溫，還得數發改委5月對跨國日化巨頭聯合利華的200萬元鉅額罰單。據悉，聯合利華自4月被“約談”承諾暫緩漲價後，市場價反而一路飆升。其後，即便向發改委繳了200萬鉅額罰單後，價格還是照漲不誤。

　　聯合利華的“頂風作案”立馬引起市場一片譁然，有評論人士直指聯合利華的行為，是直接對“約談”規矩的破壞，必然導致“約談”調節價格行為的失效。發改委有關人士隨後回應稱，企業漲價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在自由的市場環境下，老百姓可根據價格不同自主選擇商品。只要沒有違反《價格法》，政府就不干預。並強調，200萬元的罰款並不是因為聯合利華的漲價行為，而是因為其在漲價之前多次通過媒體對外放風，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發改委的表態，一時間讓“約談”成了眾矢之的。

　　“約談”究竟是穩定市場價格的捍衛者，還是生硬行政手段的干預者？自2007年發改委出臺的《價格監督檢查提醒的告誡辦法》實施後，現實的“約談”阻力遠遠超乎想象。

　　“約談”的路會越走越窄嗎？究竟發改委“約談”的效果如何體現，如何避免價格調控變“空調”？以及如何重塑民間對發改委調控物價的信任？帶著這些話題南方經濟圓桌特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韓孟、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何雲、北京精準企劃CEO丁華為我們做深入解讀。

　　■　　圓桌嘉賓

　　韓孟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何雲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丁華 北京精準企劃CEO

　　話題1 發改委“約談”是否屬於行政干預？

　　主持人：自今年3月起，發改委對白酒、日化等消費企業“頻頻”發起的約談屬不屬於一種行政干預手段？

　　韓孟：先入為主定性“行政干預”是不應該的

　　很多媒體報道會把“約談”的焦點集中在“行政干預”這個詞上面，而發改委方面回應稱，“約談是一種溝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預，更談不上干涉企業定價自主權。”媒體先入為主定性為“行政干預”是不應該的。先來談談“約談”的出處，它在發改委的政策裏叫價格監督檢查提醒的告誡辦法，2007年出臺的。這個辦法就是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價格變量，提前打的一個預防針。

　　縱觀發改委近年來對上漲物價的調控，還只是針對消費價格的調控。過去不僅是調物價，宏觀調不好就落空了。政府對價格該有合理的管制，其實發改委也害怕，擔心職責管控過度。政府對價格的監管還是職能所在，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得符合市場的變化規律也是它必須遵循的。要按照這種規律去監督、管理。現在市場的變化波動是必然的，作為企業來説希望補償成本，同時要有它的利潤，消費者還是希望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物價，買到物美價廉的物品。政府在裏面應有更好的協調作用。

　　何雲：政府的本意是規範市場，控制物價

　　漲價是價格調整的一種，是企業自主決策的正常的市場行為。它決定於企業的戰略和市場供求。從日化消費品的漲價來看，除了基於市場競爭策略的考慮外，還有來自於成本的壓力。原材料、物流、人工的上漲及通脹都加大了企業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漲價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政府的本意是規範市場，控制物價，關心民生，但通過控制漲價是達不到這些目的的。

　　丁華：“約談”是對價格指標預測，是必要的行為

　　很多人覺得約談是不是就是找企業老總聊聊天，談談話。實際上它是對價格指標的一種預測，是一個必要的行為。對大企業、跨國公司在國內市場調價格的行動，發改委集中和他們“約談”本就有它的原因。因為大企業價格上漲的勢頭和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和程度上對其他企業有“跟風”和引導的作用，發改委不能不重視。

　　話題2 為什麼“約談”會效果不明顯？

　　主持人：發改委屢次對消費企業約談，為何在抑制漲價方面還是顯得“力不從心”？為什麼“約談”的效果不明顯？

　　韓孟：“約談”企業，政府是要根據不同類別來實施的

　　對不同企業群體，政府應該考慮不同的“約談”方式。對超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監管，是首先應該引起公眾的注意，也需要引起有關價格主管部門的注意；中小企業呢，本身這個群體構成漲價同盟強度還不是很高；作為分散的個體，譬如經營糧食、蔬菜作物的農民生産者就很難實施價格控制了。所以價格監管的工作還是要堅持，根據不同情況來做不同判斷，不是一有人批評“沒效果”就悔改。

　　何雲：企業多少利用了“事件營銷”來抵消“約談”效果

　　是否奏效要看談了什麼，談的目標是什麼。事實上，我和很多大眾一樣並不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確切答案。但是，無論他們真的談了什麼，我認為至少有兩點發改委是達到目標的：一是向公眾表明了政府抑制物價的努力，表明了政府在價格調控上的“有作為”；二是向企業傳達了政府平抑物價的信息，企業在跟風漲價，尤其是惡意漲價時要考慮可能受到的“處理”，從而相對謹慎。這無疑對價格穩定還是有一點作用的。

　　聯合利華漲價這個問題。之前也有過這樣的懲治行為，這次之所以人所共知，一是因為額度高，二是因為聯合利華的名聲。媒體炒作的某某消費品“頂風漲價”的話題，讓我感覺多少有些炒作或事件營銷的嫌疑。

　　丁華：不做好宏觀調控，“約談”的效果永遠出不來

　　我認為不是“約談”沒效果，而是消費品漲價本就是合理的現象。只有大品牌才跟風漲價，而小品牌是沒法漲價。舉個例子，雙匯瘦肉精等問題，不僅僅是養豬的道德敗壞加三聚氰胺，深層次原因，是整個農副産品環節把成本壓得很低，零售價漲不起來沒有辦法。

　　是提價還是降成本，企業家也很揪心。不做好宏觀調控，“約談”的效果永遠出不來，這才會造成消費者心理的恐慌和不信任。

　　話題3 如何避免價格調控變“空調”？

　　主持人：發改委未來該如何發揮對企業“約談”的效果，避免價格調控變“空調”呢？

　　韓孟：發改委應該對能源價格加大調控

　　國家發改委去年11月份出臺相關措施，要求各地物價主管部門降低農産品流通成本、煤炭價格、藥品價格等。對農産、能源，藥品調控做了重點安排。加上國務院去年提出的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的十六項措施，其中前四項都是農業生産，穩定農副産品供應，從生産流通環節來穩定農業生産和産品銷售。

　　網絡上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沒有對上遊壟斷企業進行“約談”，確實存在這個欠缺。未來我想發改委更應該對能源價格加大調控，譬如網上説的中石油、中石化這“兩桶油”。因為這畢竟才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加上對社會中低收入階層，弱勢群體發放補貼，完善價格監管法規，完善價格調控發佈制度。還是可以做到避免“空調”的。

　　何雲：政府只限制“終端”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約談”這樣的事個人建議還是少做一些的好。政府應該如何調控才能不成為“空調”？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全國老百姓一直在討論的話題。這裡不從價格機制、政府職能等專業角度去講政府應當的“作為”與“不作為”。而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講。

　　日化品與中石油甚至房地産不同，是一個相對充分競爭的行業，價格受市場之手的控制，終端産品的價格受到整個産業鏈的影響。如果政府只看或只限制終端當然是不合理的，也是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即使約談了，或通過其他方法暫時壓住了價格上漲，也是沒有意義的。這相當於燒開水。政府只是暫時關小了火，推遲了沸騰的時間，但該沸騰的終究還是要沸騰的。

　　丁華：保障農業生産，穩定農副産品供應是重點

　　政府適當的管理雖然是應該的，作為消費者用不買來博弈的話，“空調”的可能性也是比較大的。我認為在各級政府安排下，首先搞好農業生産，有了蔬菜食品生産保障，也在流通領域穩定農副産品的供應，降低農副産品流通成本，保證了農副産品市場供需的平衡。

　　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居民普通中低收入居民的買菜都去早市，地方政府為實現“菜籃子”工程，滿足中低階層保障性購買需求，就採用早市這種方式，還有社區商業網點的佈局，都在執行政府的有關政策。

　　話題4 如何重塑民間對調控價格的信任？

　　主持人：發改委調控價格效果不明，“約談”舉步維艱，那麼該如何重塑民間對發改委調控價格的信任呢？為了穩住民眾預期，發改委還需要做什麼？

　　韓孟：發改委應完善對民間的調查研究

　　發改委對民間做的調查研究還是要深入完善的。特別是能源方面的問題，尤其要做好煤電油氣的聯動機制的協調工作，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儘量跟得上物價上漲的幅度。必要的市場調查、監督管理是這其中的重中之重。

　　何雲：政府多些科學精神，避免盲人摸象

　　希望政府要多一些科學精神，儘量少做盲人摸象的事。如果商品價格不合理的上漲甚至失控，政府首先要進行整個價值鏈的檢視，比如民眾最關心的物流業被重復徵稅，路橋費的昂貴、肆意的亂罰款以及不斷漲價的成品油等，找到一個整體的長遠的解決方案，而不是盲人摸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哪容易下手就治那裏。

　　■個論霍德明(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對串謀漲價要進行處罰

　　日化産業，中國一年大概是兩千億。2011年3月，歐洲出現了一個典型案例，西班牙經過20年的調查，從1989年到2008年，抓到了寶潔、歐萊雅等幾個巨頭的證據，第一，是聯合壟斷，第二是漲價，第三就是罰錢了，罰了五千萬歐元，這個數字也許對這些巨頭來講不是很大，但肯定也不是小數目，所以只要有壟斷漲價的現象發生，原則上來説，政府只要有證據，就可以針對這些行業，進行處罰。

　　2008年上半年，大豆的價格在瘋漲，食用油的價格也在往上漲。我們這次所談的不管是跟風漲價也好，聯合串謀漲價也好，重點是聯合串謀漲價是不行的。如果是個別的廠商，他的市場佔有率不到1%，他漲價，就不用管他了。如果是有壟斷能力的巨頭漲價，那就要管一管。這次的日化，這幾個中高檔的廠商控制了50%以上的份額，在這個時候，發改委或者相關機構就要去調查背後有沒有聯合和串謀。如果純粹是成本上反映的話，那麼還是要尊重市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