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眾多潛規則曝光：科研經費分配存四大怪狀

名為做課題實為圈錢：科研經費“黑洞”有多深？ 朱慧卿/CFP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曾對媒體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次參加某項目評審會，週六下午剛接到通知，週日上午手機裏就收到6個陌生人發來的短信：“請多關照”，“歡迎來我校做學術報告、考察交流”……“我當時很納悶：這些人是怎麼知道我當評審的，我的手機號碼是誰透露給他們的？”

　　事實上，施一公的這種遭遇，只是我國科技界眾多“潛規則”中常見的一例。

　　諮詢組專家塞項目

　　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長江特聘教授陳良堯在申請“973計劃”項目時，曾意外地收到過一封電子郵件。

　　生於1950年的陳良堯1987年畢業于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物理系，獲博士學位，1990年回國，先後在復旦大學物理系和光科學與工程系任教授，後又擔任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

　　來信人是“973計劃”項目諮詢組專家。按規定，這些專家不能參與項目申報。陳良堯説，這個僅在某次會議上與他有過一面之交的專家，不知從何處獲知他正在組織某一課題的申請，來信直言不諱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師在您領導下接受一個子課題”，並稱，“本人因進入諮詢組，不能承擔或參與973課題，故而願意安排教師能在您領導下開展科研工作”。

　　多次申請“973計劃”項目未果的陳良堯接受了這一提議，他説，接下來，費了很大勁兒和很多時間，經多次修改，才終於將該“諮詢組”專家安排的老師揉進了不同的子課題。課題組的其他成員不理解，他也不便作出解釋。

　　進入中評的答辯階段，陳良堯很驚訝地發現該專家也在座，此人竟然是這次答辯專家組成員。“彼此都只能裝作互不相識的樣子，他也不痛不癢問了幾個問題”。

　　陳良堯自以為有出線的希望，不料煮得半熟的鴨子飛了。

　　第二年，陳良堯驚訝地發現，這位專家竟然從另一課題組成功地拿到了一個完整的子課題。

　　然而，更讓他驚訝的事情在於，在其後的某次會議上，他碰到了這位專家，這位專家扔過來一句話：“老陳，到處都是黑匣子”。

　　“我禁不住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個黑匣子麼！我也理解他的無奈和解釋，他是看到了還有其他‘大鱷’所布設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陰暗面。”陳良堯説。

　　自“973計劃”誕生以來，陳良堯年年申請，年年遭遇滑鐵盧。他自認為自己的項目組很有實力，且每年都花三四個月時間精心準備申報，卻每每敗于一些在他看來並沒多少競爭力的團隊，這讓他感到非常憤懣，也讓他禁不住反思起科研經費分配體制中的問題來。目前，他已在《科學網》的實名博客中，撰寫了多篇講述科研經費分配黑幕的文章。

　　比如有些年份，從申請指南公佈到項目申請日期截止，只有很短一段時間，讓大多數人來不及準備，卻見有的課題組交上去的是經過了充分準備的申請書。

　　再比如，有一年他過了第一輪書面評審，進入第二輪答辯後發現，他面對的評審來自於生物、微電子、光電子、計算機、網絡、通信、軟體等諸多領域，這其中，許多專家顯然缺少某一領域的基礎專業知識，也無充裕時間在現場對項目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進行仔細核實和審議。

　　至於像專家給他寫信往課題組裏“塞人”、跑項目拉關係等科技界的“潛規則”，也隨處可見。他認為，這些不正之風正吞噬著中國寶貴的科技資源，腐蝕著科技機體，敗壞了學術道德和風氣。

　　專家評審組淪為“分錢組”

　　對於饒毅和施一公在《科學》上發表的社論中提及的“‘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這一觀點，很多人都表示贊同。

　　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一位教授曾參與舉報該校長江學者李連生的學術不端問題。在他看來，李連生也不過是當前虛浮學風中的小小一例而已。官員和少數教授成為利益共同體的問題，在科研界早已見怪不怪，“只要一看指南，就知道什麼項目會被列進去”。

　　他説，所謂“跑部錢進”，就是説教育部、科技部等，要多跑動，多拉關係就可能有錢進。鉅額科研經費掌握在少數行政主管部門官員手裏，這是造成權力尋租、“跑部錢進”的根本原因。

　　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汪品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現在國家實施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有很多百億元級的科研項目。一些上億元的大項目都讓司長、處長們管著，一個處長就可以操持上億資金。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教授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些爭取來的科研經費還有可能成為向官員、專家行賄的來源。這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項目經費至少拿10%%打點關節。一般一個專家的回扣為項目申請費用的2%%~5%%。其次，送項目。專家評審通過了總課題，科研人員就拿子課題賄賂對方。

　　事實上，陳良堯所遭遇的，正是“諮詢組”專家像索要賄賂一樣直接索要子課題。

　　這樣的結果是，科研經費的分配，不是基於學術水平的優劣，而是靠關係，專家評審組也因此淪為了“分錢組”。這必然使一些優秀的科研團隊被排斥在外，相反，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隊伍，卻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廣州某高校一位長江學者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在國外呆了很多年，回來後發現吃大虧了，因為我不認識人啊，沒有關係，拿項目很難。”他也親眼見到：“很多我們認識的教授，做得不怎麼樣，但是會忽悠、會喝酒，他就總能拿到各種各樣的基金，至於他拿了錢幹什麼去了，誰也不知道！”

　　上述西安交通大學的教授表示，現在高校有一批這樣的人，學術不怎麼做，但成天去跑項目、拉關係，項目跑回來以後，再拉扯出來一批人層層分包。“由於評審制度也很差勁，最後項目完成了，不是國際領先就是國際先進，實際上啥東西都沒弄出來，純粹就是瞎糊弄、大忽悠。我們有時候也笑談，這是在中國撈錢最沒風險的事了，像官員貪污受賄，説不定哪天還進去了，在中國，誰聽説過有幾個通過申請科技經費撈錢進去了的？”

　　評審者、申請者、評估者可能是同一人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屬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每年增長較多，被用於基礎研究。對於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員，可以提交申請，通過同行評議和學科分析審議後，即可獲得。“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較為規範的”。

　　正如施一公和饒毅教授説的，問題就出在大型項目上，例如“973計劃”項目、“863計劃”項目等。

　　薛瀾説，這種項目的經費分配，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用於基礎研究、企業用於應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對於研究領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請者自己有想法來申請。中間涉及到的專家機制，往往是最惹爭議的。

　　對於專業大型國家項目，政府人員必然需要科學前沿的專家來制定項目指南、進行專業的分析，但這也給了專家們一個機會，即在起草時，為自己的申請提供方便。雖然在分配機制中有相應的監督條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項目首席專家的擔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領域，高水平的專家人數有限，這樣一來，無論是評審者、申請者還是評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有可能是同一個人。”薛瀾説。因此在基金申請的過程中，運用私人關係、甚至出現權錢交易，都是有可能的。雖然引進了國外同行的評審制度，但薛瀾認為，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裏，很難擺脫私人關係的束縛，何況很多機構把“申請項目”當作有利於自己和單位的手段，費勁心思去經營關係，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義。

　　在他看來，中國現在需要建立公開、透明的重大項目擇選機制，需要建立學術共同體，“對於哪些是最前沿的，學者和專家們應該有一個共識”。除此之外，還需要出於公心的、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來綜合前沿專家的意見，做出戰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斷。

　　小錢大審，大錢小審

　　在饒毅等人看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驗表明，即使在當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較公正合理的科研經費分配方式。在與魯白、鄒承魯合寫的一篇文章中，他們甚至表示，“比較科技部和自然科學基金，不難得出結論：科學經費從科技部轉給自然科學基金會就是一個可以較快地改善科學體制的方法”。

　　他們在該文中還表示：“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只評審小規模的課題，大課題由部委管理而缺乏嚴格評審。這造成了中國熟知的問題：小錢大審，大錢小審。事實上，比較合理的是自然科學基金會接管科技部的科學經費……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學基金會機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學經費，管理成本將低於科技部。也就是説，現有的、行之有效的機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學經費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教授也認為，當前我國這種科研經費分配方式亟待改變，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導科研經費分配的方式，讓行政人員退出科技的決策，而讓科技界各行業的專家來決定項目的優秀程度及項目經費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歸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國的科技才會有大發展。”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 記者 葉鐵橋 實習生 蔣雪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