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産”日子不輕鬆：青春被透支房子是一座山

　　保民生、促和諧，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作為中間階層，中等收入群體本應是社會的穩定器。然而，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強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戶籍門檻……國內的所謂“中産”背負著種種生活壓力。“房奴”、“車奴”、“卡奴”、“孩奴”……浸透著“中産”的苦惱與無奈，也使建立“橄欖型”社會顯得長路漫漫。

　　近日，記者走進這一群體，觸摸到部分“中産者”的真實生活狀況。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的心聲。

　　——編者

　　房子是一座山

　　買了房子，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新買的轎車也不能開了。原本還算輕鬆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

　　北京某風投公司項目經理　周猛

　　4月，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項目經理周猛實在受不了高房價的刺激，狠下心，花150萬元在雙橋附近買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墻灰暗，陳舊不堪；小區不大，在密集的樓群中很不顯眼，甚至連像樣的保安也沒有。周猛顧不上這些，匆匆簽下了合同。仲介公司業務員在旁邊提醒：現在房子一天一個價，現在不買，明天就漲！

　　為了這套房子，周猛不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積蓄，還向親朋好友借了20萬元，從銀行貸了100萬元，“儘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貸款，但好歹算有個家了。”

　　33歲的周猛畢業于南方某財經大學經濟係，1999年回老家山東，在一家老國企當會計。當時的工作安逸、清閒，還結識了同做會計的女友。

　　清閒之下，周猛卻有著一顆“不平靜”的心。面對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這樣“混”下去，實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離開這家企業，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兩年後進入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開始了新生活。

　　談判、評估、規劃……憑自己在國企4年積累的經驗和勤奮努力，他很快成為公司骨幹，業績不斷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臺階。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壓在周猛肩頭一座無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説，剛到北京，對房子並不關心：女友還在山東，結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樓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錢……他把全部心思撲在工作上，手裏的余錢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錢生錢總比買房子好吧！”

　　後來，北京房價開漲，周猛有些猶豫，開始在單位周邊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讓人眼饞，可相比手裏的積蓄，每平方米動輒過萬元的房價還是嚇人。他只得把買房的念頭暫且擱置：“那時想，只要房價能穩住，用不了幾年，就能攢足大半房款，房貸的壓力會小得多。”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樓市受到衝擊，公司也受到影響。周猛清閒了些，趁機結了婚，他將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沒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後，北京樓市突然逆轉，房子一天一個價，到今年初，五環內房子的均價一舉躍上了3萬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結婚後，雙方父母急著抱孫子。沒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剛到北京時，由於是外地戶口，又沒房子，一次出門竟被警察攔住，要看暫住證！周猛實在受不了這種“待見”。他橫下一條心，堅決要買房！房價連漲，手裏余錢不多，股市裏的錢還未解套。新房子肯定買不起了，就買二手房；大戶型買不起了，就買小戶型！

　　買了房，佈置新家，原本還算輕鬆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由於離公司遠、道路堵，一年前新買的“伊蘭特”轎車不能開了，只能擠地鐵——當然，這也能節省不少開銷。

　　買了房，暫時解決了居住問題，可新問題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將來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兒？妻子是外地戶口，生了孩子怎麼落戶？到哪上學？這些事總是困擾著他。周猛想不通：從1999年參加工作，10多年過去了，“工資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為啥總是很緊張？”

　　周猛説，剛買的房子肯定是過渡，將來還得換大房子。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攢錢！他對國家這一輪樓市調控期望很大：也許過兩年，房價真能降下來，那時，把現在的房子賣掉，真正買一套心儀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過來，共享天倫之樂，“這樣的日子能盼來嗎？”

　　“鐘擺”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離，把家庭分成了兩半。坐地鐵、乘高鐵、換出租……回一次家，要折騰4個小時。

　　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部主管　程躍強

　　每個週五，江蘇常州火車站都是最擁擠的一天。

　　9月3日，又是週五。晚上19時20分，從上海開往常州的G7204次高鐵準時進站，家住常州新區的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主管程躍強第一個走下火車：明天是女兒10歲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對38歲的躍強來説，雖然高鐵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離，但從離開自己在浦東的辦公室，到最終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鐵、乘高鐵、換出租……這至少也得折騰4個小時，“回趟家，並不易。”

　　2002年，躍強離開常州的家，進入位於上海浦東的這家證券公司。8年來，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離，將他和家庭分成了兩半。他就像一個鐘擺，在兩地之間來回擺動。

　　“到上海工作，當初只想換個環境。”躍強説，他原在常州某信託公司工作，正好上海這家證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沒多想就報了名，結果被順利錄用了。雖然常州離上海不遠，但終歸是兩地分居。

　　到上海時，女兒剛兩歲。轉眼8年過去，卻從未給女兒按時過一個生日、從未到學校參加一次家長會，躍強十分愧疚。

　　為了女兒，躍強也考慮把家搬到上海，“可這件事實在太複雜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躍強並沒想過買房：由於上班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價也不高，買房子並不緊迫。可現在，想在上海買房，房價早就高得讓人扛不住：內環以裏的房子每平方米超過五六萬元，郊環的房子也超過了2萬元，“拿常州的兩套房，也換不來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區公務員，單位的骨幹，如果到上海不能調進相應的機關，以前的工作積累就沒了用處，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説到“中産”，躍強説，8年來，他從一名基層的客戶經理晉陞為客戶部主管，年收入也從最初的四五萬元上升到近30萬元，再加上家裏的兩套房，單看收入，也許已經“中産”了。可這8年，除了週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東一套出租房裏，那只能算是一個“窩”。“如果一名"中産"5/7時間是在"窩"裏度過，這樣的"中産"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真不好説呢！”

　　躍強説：“我有許多上海朋友，可據我觀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別是這兩年才上班的年輕人，單靠自己的財富積累，根本無法應對這個房價高漲的世界！”

　　他介紹，如今家住常州、無錫等蘇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週末，上海火車站總是黑壓壓一片，都是急著回家的人。雖然“聚少離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選擇，大多數人還是願意選擇上海，因為“人往高處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來，沒什麼“奔頭”；上海壓力大，但機會也多。“生活就是這樣，有得就有失”。

　　最讓躍強放不下的，還是女兒。他告訴記者，已經下定決心，這兩年一定要將全家搬到上海，儘快結束這種“鐘擺”式的生活，因為“初中還算義務教育，像我這種沒有上海戶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還行。而高中就不是義務教育了，到時再接女兒到上海上學，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個月住在飛機上，6個月住在賓館裏”。緊鑼密鼓的“空中飛人”節奏，無休止的加班，讓人疲憊不堪。

　　律師　王艷

　　王艷又要出差了。週末答應女兒一起爬香山的計劃又泡了湯。

　　作為北京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艷承擔著跨境訴訟等涉外商業糾紛業務，她戲稱：“一年中有2個月住在飛機上，6個月住在賓館裏，在家裏的時間不超過4個月。”

　　王艷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在華盛頓一家專門從事訴訟業務的事務所工作。2007年，同樣留學美國的丈夫決定回國創業，於是舉家返京。隨後，王艷加盟這家律師事務所，從一名“美國律師”變為一名“中國律師”。

　　良好的教育背景、體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艷儼然是標準的“中産”。可是，面對記者的提問，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産？中産至少應該有一定的資産吧，可我現在連房子都沒有，談什麼中産？”

　　王艷全家住在中關村，是一套租來的公寓：“只能算個居所，不是個家。”

　　她承認收入不低，卻也暫時無力買房：丈夫學生物學出身，想在國內建一家制藥企業，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門、投資公司和關係單位之間，“只有投入，沒有産出”；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上幼兒園，由於生在美國，算是“外國人”，上學需要一筆巨大的贊助費；為照顧家庭，又把父母接來。靠自己一個人的收入負擔這麼一大家子，難啊！

　　王艷説：“家庭的壓力還能扛，工作上的壓力扛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

　　由於承擔涉外訴訟，僅近幾個月，她就連續去過紐約、悉尼、倫敦、法蘭克福、迪拜等10多個國外城市，在不同國家的法庭上慷慨陳詞，為客戶爭取權益。而在國內，早上飛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飯。

　　除了緊鑼密鼓的“空中飛人”節奏，事務所內的人際關係、業績、競爭……更成為無法釋懷的“苦經”。

　　律師的工作相對獨立，每個人都是獨當一面，彼此之間沒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當我走出辦公室，隨著擁擠的人群穿過長安街、擠進國貿地鐵站時，總是感到無比孤單。國貿周圍燈紅酒綠，可都與我無關。”

　　王艷在美國生活過10年，又頻頻在國內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頭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對於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認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會，同學好友議論著PRADA、GUCCI等頂級品牌。她疑惑地問：GUCCI是什麼？是一個眼鏡品牌嗎？因為她只見過GUCCI的眼鏡。好友大笑。王艷告訴記者，這是真事。

　　談起國內和國外的生活區別，王艷認為，中國是人情社會，國外的制度觀念更強。比如，國內普遍加班，而在美國通常到點就走；國內律師的應酬特別多，訴訟雙方都願意請你吃飯，有些訴訟明明和自己無關，客戶也要跟你交朋友，“這耗費了我太多精力。”

　　王艷説：“在美國，人人都怕失業，因為只要有了工作，就會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國，沒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為只要走進辦公室，就意味著激烈的競爭、無休止的加班，一旦沒了"業績"，就根本沒有前途。”

　　連年的辛苦讓王艷疲憊不堪。一次參加聚會，一位年長的大姐説自己的兒子即將出國留學，並突然反問：你孩子在哪上大學？這讓王艷哭笑不得，也讓她體味到了什麼是透支的青春。

　　王艷説，美國肯定不回了。現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項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業困難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藥企業的盈利週期也很長。眼下的“苦日子”，還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機”

　　自己創辦的小企業還是“社會關懷”盲區，維持下去，已經不易；想上水平，談何容易！一次投資不準，就賠上了幾年的利潤。

　　私營業主　沈放

　　“這就是我奮鬥7年的收穫之一。”近日，在北京馬駒橋附近一家倉庫，某文化信息傳播公司總經理沈放盯著一堆堆嶄新的書籍，自嘲般地對記者説。

　　畢業于中文系的沈放有個夢想：自己辦一家文化創意公司。7年前，他離開工作5年的政府公務員崗位，走上了艱苦的創業路。

　　7年來，沈放聯絡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劃文學選題，聯絡出版社……作為作者和出版社的仲介，沈放掙的是辛苦錢，不少利潤都以圖書的形式兌付。他在馬駒橋租了個倉庫，把賣不出去的圖書存在這裡。幾年下來，已經堆積如山。

　　沈放説，做企業，難！難在不確定因素太多。創業之初，他在亞運村附近買了套公寓，改造成辦公場所。這兩年，業務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間寫字樓，今年起，原本16萬元的年租金，猛漲到26萬元。不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員工，每月僅工資支出就有20多萬元。

　　社會風險大，經營風險更大。2008年，沈放試圖涉足動漫領域，實行多元化發展。他籌資上百萬元引進美國某系列動漫片，準備推廣到電視臺。由於是陌生的産品，難以找到突破口，項目毫無進展，投資打了水漂兒，“幾年的利潤賠了大半”。

　　經過7年打拼，36歲的沈放自稱提前遭遇“中年危機”：企業初具規模，維持下去，已經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談何容易！這些年，妻子和自己並肩奮鬥。如今，妻子身懷六甲，身邊沒了幫手，沈放覺得擔子更重。

　　文化創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經營的好壞，不僅取決於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複雜關係的能力。7年來，沈放眼看著多家和自己同時起步的公司關閉、轉行，甚至一些規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資失誤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訓，每做一個新項目，總是戰戰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簡單的兩居室裏，每天擠地鐵到公司上班。他説，作為一家小企業的老闆，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擔：動輒數百萬元的房子，上萬元的醫療費用，就連上幼兒園也要交上幾萬元……賺來的辛苦錢在這些鉅額花費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

　　談及未來，沈放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覺得，像他這樣“撐不死、餓不著”的小業主，還是“社會關懷”的盲區。希望國家能對小企業投入更多關注，比如，在資金上扶一把，在稅收政策上優惠一些，因為這類企業也擔負了很大的社會責任，“單我就招聘了30多名員工，這也算對就業有所貢獻吧？”

　　沈放告訴記者，七八年下來，原先政府機關的同事多已晉陞為副處級以上，房子也調了幾次，“他們有著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單位還給職工的孩子開辦了幼兒園。對生活的擔心，他們肯定比我少。”

　　（本文中的採訪對象均用化名）

　　什麼是中産

　　所謂中産，通常是指中間階層，英文為middle class。這個群體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追求生活質量。

　　中産並不單純是財富概念，還包括心態、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內容。當今世界，對中産劃分並無統一標準。韓國人均年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都可算是中産。美國將年收入3萬到20萬美元的人群定義為中産，這一階層佔美國人口總數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藍領”。

　　近日，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認為，我國中産主要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的中層領導幹部，中小私營企業主，企業部門經理人員，教師、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以及部分個體工商戶。

　　根據這份報告，目前北京中産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0007.96元，所佔比例已超過40％，約540萬人，高於23%左右的全國平均水平。在這其中，約有30%處於中上層，有70%處於中下層，面臨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

　　（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