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鵬：城市化擴張必須以制度來保護農民利益

中國城市戰略發展研究會副會長、財經評論員

易鵬：我認為農村的城市化，也不是簡單的對農民剝削。我認為關鍵是制度要設計好，如果制度沒有設計好，長期讓農民得不到足夠的利益保護，那我們就是實實在在的剝削。但是如果是給農民更多的産權，通過市場産權交易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城市化擴張的問題。那麼農民反而在這個過程中間能得到大量的財産收入，還能夠通過這種小城鎮的建設，提高他以前住宿的條件，也能夠培養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會有更多的小城市，規劃好的城市，有更多的公共設施配套的城市，能夠為中國消費、投資的非常好的主戰場。所以只要制度設計好，不要成為剝削，但是制度不設計好，那麼就真的可能會成為剝削。所以這個問題戰略設計是最重要的。[詳細]

二鄭秉文：城市化必須有一個覆蓋全國的統一的政策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秉文

記者：很多人將農村城市化視為對農民的又一種剝削。您是怎麼理解這句話的？

鄭秉文：我説兩句吧，有人説有這麼一種觀點，網上有這麼一種觀點，説我們現在的城市化是對農民的又一次剝削，這種觀點很流行，但是也有很多爭議，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我個人我是這麼看的，從兩個角度來看，如果單純的從土地的價值和農民變成市民以後的境遇來看，確實很多農民是又一次受到了盤剝，比如説土地價值，當我們從農民那裏把土地拿過來的時候，它的價值和經過若干道程序土地變性以後，顯然對農民的補償是微不足道的，是很少的，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經過這麼多程序，這麼多環節，土地的價值幾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增加了，可是最源頭從農民拿地的時候，價值卻是非常不值錢的。那麼説是不是從農民那裏盤剝了嗎？我覺得是的。

再比如説農民在變成市民以後，你土地沒有了，被徵用了，你變成市民了，那麼如果你的公共服務待遇沒有像你的附近的原來就是城市居民所得到的這種制度那樣，那麼你還是二等市民呢，你還是沒有融入到這個社會啊，那麼你説農民雖然你名義上你變成市民了，可是事實上你在心裏，你感覺到你是不是二等公民呢？比如説被徵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解決了嗎？那麼在中國千奇百怪，各式各樣的制度，結果也是各式各樣的，你説這裡有沒有風險呢？有啊，有很多風險，你比如説十幾年前徵地，給的那些錢，如果你沒有變成社會保障制度，而是給你現金，你已經都使用掉了，都消費掉了，那你現在有社會保障制度嗎？沒有了，即使十幾年以後，各地之間差距太大了，據我所知，差距太大了，那麼對農民來講是公平的嗎？我覺得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來自於哪呢，來自於政策，還不像剛才説的土地增值那樣，如果説土地增值是有市場的因素的話，那麼這個完全是政策的因素，為什麼我們就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相對統一的，政策相對統一的一個農民工被徵地的社會保障制度呢？那麼在這個制度不統一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執行的時候顯然是千奇百怪的，差異會相當之大的。那麼在這個時候，如果這個被徵地農民，當他看到與他鄰居相比，他是二等公民的時候，如果他説他被盤剝了，他被剝削了，你怎麼回應他呢？我覺得在這時候我是同情他的，那麼我這是從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在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民被徵地以後，那麼被認為是又一次被剝削了，我覺得這個説法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地方是容易引起同情的。恐怕個別案例上是有的，你不能否認這個狀況。這是一個角度。[詳細]

三李玲：城市化操之過急會導致矛盾越來越惡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記者：城市化進程，我覺得我們感受也挺多的，因為就比方説前一段時間鬧得很僵的拆遷。

李玲：釘子戶。

記者：對，很多，自焚，這種現象的産生，您不覺得它是一個正當的進程，就是這個城市化進程正當的環節，還是其實我們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

李玲：當然不是一個正當的環節。我覺得我們還是前面所説的那幾招：強拆、拆光、賣光，然後招商這幾招，地方政府應該説要政績的激勵機制太強了，你知道嗎？過猛，用力過猛，造成很多的矛盾，這個矛盾越來越惡化，就形成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局面，我覺得城市化肯定是一個大趨勢，但是我們現在的城市化可能有點兒操之過急，就是政府這只手太強了一點，就是推動城市化，其實我覺得城市化可能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你能不能給這些農民進了城的農民提供就業，因為就業才是他生存之本，對不對？然後提供一系列的社會保障，他的住房、他的教育、他的養老、他的醫療，你能不能提供，我們現在沒有考慮這些問題，就把他給趕進城了，這將來是很大的一個問題。[詳細]

四夏學鑾：戶籍制度改革應預防“打劫”農民

民政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記者：現在很多人將農村的城市化，視為對農民的一種剝削，您怎麼看城鎮化的發展？

夏學鑾：城市化過程是把農民引導到現代城市文明的洪流當中，提高農民的素質。而且很多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富了，一個農村有很多年輕人在外打工，回去帶了很多財富，我不知道什麼意義講的，什麼意思是對農民的剝削。

記者：他們就是覺得，可能讓農村的城市化，是對農民的一種剝削。就是覺得把農村城市化了，就是把農民的土地收了，一開發就是把他最根本的深層資源剝奪了，就是這個意思。現在不是農村城鎮化嗎？農村進行一些改革，比如説開發商去把這個地收回來，然後進行開發，然後給農民進行一定的補償這種的，迫使這些農民必須出來打工、掙錢或者其他的？

夏學鑾：開發商對農民有剝削，因為他可能給農民的錢很少，而他們收的土地建房，賣的錢很高，從這個意義上説，從開發商跟農民的關係來説可以説剝削，説城市化簡單來説有點不太合適。

記者：但是現在土地問題還是成了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很大的矛盾點。

夏學鑾：現在國務院不是有一個新的關於戶籍制度的改革，有明確的規定不能動。從農村到城鎮工作的，土地要給他保留，宅基地等都不能動的，農民自願我不要土地，那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遵循這樣的原則，説已經看到這個苗頭了，所以中央政府已經提前預見到了可能有人對農民“打劫”，趁這個機會掠奪他的土地、土地資源，所以中央已經有政策應付之道了。[詳細]

五石述思：終結對農民的盤剝根本在改變地方政府政績觀

資深媒體人、工人日報要聞部主任

記者：當今的很多人將農村的“城市化”視為對農民的又一次“剝削”，你怎麼看？為什麼土地問題成為當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矛盾高發點？那麼，“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這一系列問題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具體到個體命運上，有人在城中村“城市化”的過程中暴富，有人也淪為失地農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化的情況？這其中是否有什麼規律可循？

　石述思：這個判斷基本是真實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三大差距，以至於成為現在中國社會的主要鴻溝。階層裂痕哪兒來？三大差距，第一是城鄉差距，第二是行業差距，第三是區域差距。本來城市化應該成為農民的福音，但是為什麼變成了對農民的二次剝奪呢？城市化的過程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大量的農民脫離土地，成為市民。而首先中小城鎮的發展、發育就是不充分的，農民在那裏很難有立錐之地，往往涌進了大城市，變回了城市貧民，這是第一。第二點，混進城市以後，1.3億農民工淪為"候鳥"，留不住，常年在城鄉之間"流浪"，背後又有一個敵人出現了，戶籍，他永遠得不到市民待遇，而農村的土地又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失去了，成為失地農民，這個如果不加以解決，會成為中國未來社會一個主要的不穩定因素。回想歷屆封建王朝，每次都亡于流民。第三點，這次城市化主導，城市化進程，主要目標不是為了為農民謀福利，他是為了城市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地方政府獲得更多的GDP，所謂的政績。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大量侵害農民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比如拆遷引發的上訪，佔據了中國上訪的六到八成，比如土地的補償款不到位，惡意拆遷等等這樣的傷害農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斷地發生，而在整個利益分配的過程中，顯然農民扮演了被盤剝的角色，而這樣大批的財富變成了政府非常亮麗的政績清單，以及個別在這個過程中靠尋租也好，靠牟取暴利也好這樣一些利益集團的盤中餐，因此，我們要穩妥地推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定要本著民生作為第一要義，怎麼改善民生，城市發展的目的不是讓人們過好日子嗎，第二，相關的制度，比如戶籍制度要進一步地配套完善。我們注意到一個良好的政策，中小城市的戶籍在近期有破冰的跡象，這對於廣大農民從根本上解決自己的國家福利問題，能夠在城市真正的落地生根，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前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可能。

當然了，要想終結這樣的盤剝，根本上在於地方政府政績觀的改變，這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你的屁股是坐在了盲目追求政績、權力尋租一邊，還是坐在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這邊，這是最主要的試金石。[詳細]

六陳乃醒：用實質公平給最底層的人一種基本水平的社會保障

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

　　陳乃醒：我個人認為有一些太殘酷問題的，一個社會的發展它是有多種原因，多方面的力量促成的一個結果。城市化也不例外，在這方面我們用得上一句話，叫做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而且在這個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際上給每一個人都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個機遇只要它是平等的，我認為它就是一種平等，社會的平等。所以機遇是最根本的，而結果那是不會均等的，結果它會千差萬別的。比如説投資吧，城市化要有人投資，投資的結果呢，經營的結果呢，那就會有勝有敗，對不對，勝了，成功了，很光榮，很體面，做大老闆了，失敗了呢？家破人亡，淒悽慘慘，而且市場競爭的結果它必然是這種現象，這是你是不可能用個人的意志來轉移，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的。

那麼是不是有一種不平等呢？不能這樣看，那麼市場機制的規律的結果造成了這種結果，那麼它只是一種社會文化或者説一直自然機制所造成的，就是市場競爭最終自然的機製造成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呢，它是一種人的思想意識和他的能力包括機遇這種促成的。可以説我們剛才講，有錢人他去投資了，或者現在講，很多人的初始資本實際上是自己的積蓄，向親人借點錢我就開始做生意來了，我做得好的就做大起來了。可是有的人他有錢了他不投資，他去買股票，他去炒股票，如果他股票還不可靠他存銀行，現在有的是啊，存銀行對不對，他保險。存銀行不會虧損，它就是利率低一點，總要有一點利吧。所以他是低水平的得到，但是我求得平安了。這種低水平的利潤就是他平安的代價。

反觀有些人他耐不住寂寞，他要投資，他懷著美好的願望要掙錢，當他能賺錢他個人就實現了個人的目標，他不能賺錢就倒閉了，這都是一種選擇，是一種機遇啊。這個是平等的，我認為就算是平等的。[詳細]

七王志安：政府爭利導致城市化過程中農民被“剝削”

中央電視臺專職新聞評論員

　記者：還有一個有關社會管理的問題，現在説農村城市化，有人認為是對農民的一種剝削，尤其是在土地方面。那麼，為什麼土地問題成為當前這種城市化進程中矛盾的一個高發點呢，您怎麼看？

王志安：這個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土地用途管理導致的，因為我們國家的土地呢，由農業用地轉化為城市用地，這個過程中裏大副溢價，但是呢，農民卻沒有分享到土地溢價所給他帶來的受益。因為，政府從農村手中收回來這個土地之後，是按照農地標準徵收的，徵收完之後，用途改變之後，按照國有土地，城市的用地，出售之後呢，政府獲取的土地出讓金。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等於政府在跟農村爭利，那麼農民肯定會不滿意，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們農業用地本身屬於集體用地，集體用地本身就屬於權屬有一些問題。那麼我們在農村土地用地中，包括所謂為分配的土地和已分配的土地，那麼已分配的土地，如果被城市化過程中，徵收了之後，是有適量的補償的。但是集體土地被徵收之後，農民很難獲得受益。前一陣的烏坎事件，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他烏坎那個村啊，村民分的那個土地是非常少的。平均每家只有一分地，每個人啊，但是，他有大量的這個所謂未分配土地，這些未分配土地呢，過去，不能進行農作物生産，它都是一些灘塗、廢棄地。但是，隨著城市化的過程，這些廢棄地，你説建個廠房，建商品房是很值錢的，這村幹部一合計就給賣了，賣完之後村民又沒獲得受益啊。所以在我看來呢，解決這個問題是需要制度創新的。就像我一開始講到的，那些村集體資産股份化、確權、分配，然後呢，這些所有的受益，確定為村民的全體受益。那麼我覺得這個所謂的股份化改制這是一個方向。[詳細]

八孫明泉：城市化是必然過程 應讓農民充分參與分享其增值

光明網副總裁、總編輯

記者：其實城鎮化，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比較突出，不是説它的矛盾比較尖銳哈，就是這個拆遷，像您肯定也了解啊，就是一些釘子戶，或者説一些自焚的暴力事件，您怎麼來看待這個在城鎮化過程中這種現象産生呢？

孫明泉：總體來説呢，在社會轉型期，尤其在城市化的積極發展過程中出現這些問題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這麼多年的發展真是非常集聚，但是我們社會管理的那一塊，社會管理它需要多年的積累，它沒法像説弄個資本進來，像蓋大樓一樣，很快就能蓋個大樓，管理可不是，它是一個過程和積累，它常常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要靠積累，靠一種大家慢慢都了解、理解、接受一系列這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它沒法跟上經濟的急劇的發展。我們就要走這麼一段路。比方經濟你看回頭看我們20年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是發達國家。

多少年走過的路啊。但是我們的社會管理，這個時間段沒法等比例壓縮。我沒法説把200年的社會管理經驗也濃縮到20年，這確實很難的。況且我們此前在這方面有所忽視。現在説了及時不忽視，這個等比例壓縮可能性都是值得探討的，況且我們此前出現了。

那麼這塊我們現在充分重視到了，就物價加社會管理，將來這一矛盾依然會有，剛才你説的這些，這是這個過程必然出現的，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我們中國的很多原因。也有很多我們自己忽視給我們一個教訓，那麼現在應該要完善相關的法規。落實相關的法規，充分尊重農民的利益，同時也讓它通過一種途徑，通過更多這方面了解和認知到這是城市化進程必然的一個過程。讓他們能夠對城市化建設獲得更多認同感的過程中，我想這個矛盾衝突可能就少得多。

現在説到了，如果在這過程中，它看到的都是資本方在裏面拿了很多的利益，它本身獲益很少，它當然衝突了。但是如果説事後它有途徑獲得增值這塊的利益能夠分享的話，它覺得這是主人的一塊。你幾乎把它建得更美好，我…的過程中，我也能參與呼應啊，那我幹嘛跟你鬧得這麼僵啊，是不是。

但是我説呢，我們而不是那是你的，我被趕出去，如果我們把這些最關鍵的坎給解決的比較好的話，它就有一種認同感，至少談的就不會那麼激化。在這過程中，這些人也應該是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建設，這裡面建設重要參與的力量，而不能把它作為對立面，是吧。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理解。[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