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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國兩會前夕,“中國理想”節目在文化、三農、軍事外交、社會管理、住房、食品安全、經濟、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等10個領域,通過同題問答的形式,選取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視頻採訪,以期在兩會時間為這些問題的探討上提供知識界精英的聲音。

訪談實錄

羅援: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結合才能體現中國的外交戰略

以前都講弱國無外交,現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弱國了,隨著我們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們現在的GDP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個世界強國,但我們起碼不是一個弱國,我們要有一個大國的外交風範。那麼這種外交風範,以前人有一種誤解,就認為我們的外交方針是韜光養晦。這句話,它是不準確的,因為韜光養晦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在一個特定的問題上,小平提出來的我們的一個對外方針,而且是一個內部的講話。那麼這個韜光養晦,當時提出來他也是四句話,叫做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所以對這四句話,我們不能把它割裂地來看待,片面地來看待,應該把它全面的來理解這麼一個問題,所以説韜光養晦必須和有所作為要合在一塊兒,這才叫是我們的一個外交戰略。如果把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分開,只能是一個謀略,或者説是一種策略,就像我們現在提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你不能把積極和防禦兩個詞組分開,只有把積極和防禦組合在一塊,才能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方針。所以我們的外交也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把這兩個放在一塊兒,綜合地看,辨證地看,在某一時期突出某一個重點,那麼這時候才能體現我們的外交戰略。[詳細]

朱鋒:新時期中國需要重新建構與世界的關係

我覺得確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1978年到現在34年時間,我們必須在觀念上、在心態上、在政策上、戰略上都必須明確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變了,而且在中國34年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世界變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變了。所以,我們現在大體怎麼來審視、怎麼來處理、怎麼來應對我們的對外關係,這個對外關係不僅僅是每天晚上《新聞聯播》最後三分鐘的國際新聞,實際上今天的中國和國際的互動,已經如此之緊密,中國的發展是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發展,而世界的發展也是在中國發展進程中的發展。因此,我們説,您剛才説提到的問題比如説中國公民在海外生命的保障,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和商業利益的保護,中國如何在目前中國的商業利益不斷地擴展到全球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中國人,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都能夠向世界去展示一種新的形象,新的能力以及整個新的我們説這樣一種中國人的觀念、眼光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其實不僅僅是中國人怎麼獲得保護,回過頭來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在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對世界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認識和把握,以及我們去有效在海外合理的去從事商業活動的時候,同時推銷自己,能夠讓中國有很好的和世界的交往以及互利關係,人這種交往和互利關係能夠深入人心,能夠在當地贏得更多的朋,能夠贏得更多的資源。所以中國公民的海外生命財産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外交責任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能力建設問題,同時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中國已經變化以後的中國人,當它在走向世界的時候到底用怎麼樣的一種方式、心態、觀念去重新去建構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其實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當然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國家增加了外交的領事保護,所以我們領事保護制度也在不斷發展,也是保障公民生命財産的一個重要的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部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討論比如説增強一些和國際的合作,就像2011年10月5號的湄公河13個中國船員被殺事件,到12月我們實現了四國湄公河的聯合巡邏,很多事情國際合作是一個必要的手段。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利比亞的例子,緬甸的水壩停建的例子,中國的海外的投資和公民的安全到底如何保障,還有我們最近可以看到蘇丹中國人被綁架的例子。我覺得對這些例子來説,一方面有很大的代表性,就是當中國不斷走向世界的時候,世界各地局勢的這種動蕩肯定會影響中國的海外商業投資利益,影響到中國公民的這個海外的生命財産,包括人身的安全保障等方方面面。[詳細]

易鵬:中國外交要加強與世界交流 培育國民心態

隨著中國的強大,中國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在外交方面會發出更多的聲音。在這個情況下,國民既要克服以前固有的自卑,感覺中國很窮,在國際上沒有話語權,盲目的崇洋媚外的這種心態。但同時也要防止由於經濟增長過快,導致內心的膨脹,感覺我天下老子第一的心態。因為在國際舞台中間中國還要存在的空間足夠大,如果我們自己抱著一個謙卑的心,韜光養晦,給自己不斷成長,加強與世界各地交流,吸納人家的長處,這樣才能夠培育整個大國外交中間國民的心態,因為國民是大國外交中最主要的主體。[詳細]

夏學鑾:外交應不卑不亢 原則問題絕對不能讓步

夏學鑾:中國的外交方針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會變,我們過去有一個叫做韜光養晦的策略,我覺得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不一定完全恪守這樣一個韜光用晦的策略,因為國際的形勢變了,基本上是欺軟怕硬,所以我們該出手時就要出手。很多情況下他認為你軟弱可欺,他就得寸進尺。我們的領土都是非常神聖的,不能容忍任何的侵犯,任何人染指,所以我們的態度一定要強硬。當然我們不會欺負別人,這是絕對的,但是如果你來侵犯,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給予無情的打擊,這是一定的。所以在外交上,不卑不亢這是對的,但是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詳細]

陳乃醒:處理南海問題不可軟弱也不可冒進

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説南海的問題,南海非常複雜,需要動用我們的智慧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軟弱,但也不可冒進。也在做好我們應該做的同時,來奠定我們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基礎。這兩個將來是應該要做好的。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稱得上大國了,還不是我們GDP第二了嗎,過去誰理你?在30年之前世界根本就沒有人理你,誰覺得你重要嗎?

我昨天聽國際廣播臺講世界之最,聽那個廣播,他講了什麼問題,就是抗日戰爭的過程逐步奠定了我們大國的地位,抗日戰爭過程中我們承擔了反法西斯重要的責任,使得我們奠定了成為聯合國的五大強的常任理事國。但是戰後以後,和平發展的年代,前30年我們沒有做好,沒有這個經濟的發展,經濟基礎太差,沒人理你,你説話沒有發言權,那麼最近30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解決得很好,這才開始了奠定了我們大國的基礎。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在這方面差的差距還是很大的。我們能夠反映我們真正的實力的人均的國民收入還是很低的,這個是很要命的事情,我們有朝一日,我們能夠把我們的收入提到全世界比較高的層次,像小平同志就講了,到這個世紀的中葉,能達到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GDP肯定是第一的,不要説我們GDP很高了,勞動生産力很高了,就是我們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了已經是第一了,肯定是第一,人口占20%,GDP佔世界20%肯定是第一的,這個可能永遠達不到,但是按人口平均能夠提高,這倒是實際的問題,需要做到的。[詳細]

王志安:中國外交要維護主流的世界價值觀

隨著中國國際交流,普通中國公民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旅遊、探親、訪友就是國際活動越來越多,它跟我們過去那個時代,封閉的時代不同了,那麼呢,你所遇到的危險的可能性增加了,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過去呢,我們在國際上不引人注目,現在呢,隨著你的體量的增大,你不願意的情況下,也有人會把你當敵人,這種風險也在增加。而它如果針對中國進行攻擊,非常有可能就會選擇中國公民。所以説這幾年我們也看到,中國公民被綁架,被襲擊的現場更多了,這個我要説,它是中國逐漸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逐漸的從一個小國變成一個大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那麼,中國政府如何處置,中國的外交如何調整?在我看來,首先,中國走向一個大國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為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就回到原先那樣的一個孤立的外交政策裏面去。那麼它對我們的外交提出的一個新挑戰是,我們要融到一個國際主流社會裏頭去,共同對付和打擊那些所謂的恐怖主義,維護主流的世界價值觀,這是一方面。堅定不移的。另外一方面,對我們的公民,要進行適當的教育,這個教育就説走出國門之後,有些基本的規範,防範危險的方式要普及的,如果要是沒有這樣的東西呢,它會增加你的危險性,比如説有一些國家,現在正處於政變,變亂時期。提醒中國公民不要去。你像國外很多國家,它就有定期示警制度,那麼遇到特殊的情況,我們可以進行,比如説像亞丁灣巡航那種方式。我覺得也都可取的。這個關鍵是遵守,我們的觀點就是遵守國際主流價值觀,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同時對公民進行必要的安全教育。[詳細]

龐中英:外交政策應做適當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世界

過去中國外交主要是官方層面上的東西比較多一些,現在的話中國外交的對象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然後主要是我們自己本國的各種各樣的各界的人士,從商人,到學生,到許多現在大家去留學旅遊觀光,到全世界去你説的到處都是,非洲也到處都是中國人,非洲、澳洲、美洲西半球這個亞洲就不用説了,我們中國就在亞洲,中國走向世界這個是一個趨勢,所以現在這個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和以前討論中國外交,今天討論中國外交和昨天討論中國外交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情況變了,總得來講就是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一個巨大的變化,但是,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話其實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原則,還有一個做法,尤其是做法還有外交的體制,有很多方面是跟不上這個變化,是非常滯後的,儘管這些年有一些改革,你們都知道,領事方面有一些改革就是領事保護方面有一些改革,以人為本,增設了一些機構和人員,投入的比較大的做的也比較多,比如説遇到工人被抓了,啟動應急措施但是實際上還是根據應該説,適應不了這個變化的形式,其實這裡頭不光是一些具體的問題,務實層面的問題,也有許多的涉及到比較抽象的,就是國家外交政策一些原則性的東西對下一步的怎麼調整,比如説現在國外的有一些西方國家,現在包括非洲國家,他們都讓我們調整一些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則和做法比如説要不要干涉內政這個選擇,比如那個這個要不要干涉內政這個原則,這個西方的壓力很大,非洲國家也有一些壓力,讓我們中國更多的介入過去叫干涉,我們更多的介入,但是實際上這裡頭涉及到如何嚴格的區分,有些事物是嚴格意義上,就是內政,就是別的國家內政,如果你區分好了,比如説肯尼亞的內政,埃塞俄比亞的內政,蘇丹的內政,柬埔寨的內政,那麼我們中國還是繼續奉行不干涉內政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這毫無疑問,但是問題是説,這個內政很難以界定有許多方面涉及到我們中國的利益,涉及到中國的比如説涉及到中國的人、財、物,這樣的東西這時候內政的時候,現在全球化的時代內政和外交的界線現在非常的模糊,應該最近在蘇丹、在埃及,發生的這些事情,都足以説明我們不能夠簡單的,教條式的固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這個沒有問題,我們中國是聯合國憲章忠實的執行者,貫徹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行使國家主權的基本的原則,還有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而且我們想今後繼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因為這是國際體系穩定一個基本的一個原則,但是這個並不等於説我們中國就完全是教條式的,根本就不介入,那麼現在的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我的觀點就是問題是不在於,我們是不是放棄這個原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是不是也在於是我們是不是要介入,就是我們中國要不要介入,而是説關鍵的問題是説,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我們如何介入,我們如何就是説對國際事務、地區事務、全球事務進行介入。比如現在我們通過聯合國渠道,如果有聯合國的授權,那麼如果是由地區組織的授權,比如有阿拉伯國家聯盟,比如有非洲聯盟,比如由東盟,比如由上海合作組織,尤其是中國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那麼這些地區組織的比如説授權,那麼這個合法的性,或者使叫正當性就能夠得到保證,我們就可以的話,然後介入。[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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