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兩會前夕，中國網絡電視臺“中國理想”節目組記者就當前外交方面的熱點問題採訪了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少將、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羅援先生，以下為文字實錄：

　　羅援：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結合才能體現中國的外交戰略

　　以前都講弱國無外交，現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弱國了，隨著我們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們現在的GDP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個世界強國，但我們起碼不是一個弱國，我們要有一個大國的外交風範。那麼這種外交風範，以前人有一種誤解，就認為我們的外交方針是韜光養晦。這句話，它是不準確的，因為韜光養晦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在一個特定的問題上，小平提出來的我們的一個對外方針，而且是一個內部的講話。那麼這個韜光養晦，當時提出來他也是四句話，叫做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所以對這四句話，我們不能把它割裂地來看待，片面地來看待，應該把它全面的來理解這麼一個問題，所以説韜光養晦必須和有所作為要合在一塊兒，這才叫是我們的一個外交戰略。如果把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分開，只能是一個謀略，或者説是一種策略，就像我們現在提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你不能把積極和防禦兩個詞組分開，只有把積極和防禦組合在一塊，才能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方針。所以我們的外交也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把這兩個放在一塊兒，綜合地看，辨證地看，在某一時期突出某一個重點，那麼這時候才能體現我們的外交戰略。

　　羅援：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是根據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特殊國情所制定的

　　那麼我們的外交戰略，現在隨著我們綜合國力的提升是不是要有所改變？我説我們的外交戰略，實際上我們的外交方針就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來概括我們的外交戰略，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我們比較穩定的，具有長遠影響的高層次、宏觀的這種外交戰略還是應該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那麼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呢，是根據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我們特殊的國情所制定的，而且是長期有效的。獨立自主就是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是為我們的最高考量，就是一切外交活動都是要維護我們國家利益，這是獨立自主。我們不為意識形態，不為一些方方面面的干擾所影響，我們都是以自己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獨立自主。我們自主的來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在這方面我們是吃過虧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更要強調我們獨立自主，這也是我國主權的一個體現。

　　羅援：中國外交戰略要與時俱進 成為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那麼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和平，所以我們現在提出和平發展。我覺得最能體現我們外交政策的就是周恩來總理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精神。這兩個政策文件，我認為他是真正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它體現了，如果説是有一個普世價值，那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一種普世價值。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的一個長久的、恒定的這麼一個外交戰略。在現在條件下是不是要有一些改變，我説是應該有一些改變。就是我們現在改變是什麼呢，在最近這個關於敘利亞問題的，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中就體現了我們大國的這種風範。就是由以前的，由西方國家嘲弄我們説中國是一個NO先生，現在應該變成一個YES先生。

　　就是我們由以前的搖頭到現在的點頭，那麼總的來講，是我們應該由一個遊戲規則的參與者，現在應該變為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者，我們也要參加國際社會的一些遊戲規則的制定。

　　羅援：中國外交要由應對式變為前瞻式

　　另外一個我們就應該由以前的、應對式的外交，變為一種前瞻式的外交。以前我們的外交大部分都是出了一些事以後，我們再被動的應對，而現在呢我們要主動設計一些議題，主動設計一些場景。按照我們國家的整個發展的目標，我們來主動設計一些前瞻性的外交議題、外交事物。

　　還有一個就是由被動的、應答式的外交，應該變成一個主動的提問式的外交。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都是比較被動的，出來進行自我解釋，那麼以後我覺得我們的外交，應該變成一個更加主動的，去向世界發出聲音。我們外交要發聲，要表達我們中國的觀點，我們不僅是去應答，我們還要主動地提問。比如日本現在為什麼在悄悄地發展軍力，美國為什麼要把它的戰略重點移向亞太，那麼現在日本和美國也需要對中國，對亞洲人民要作出一個交代，他們也必須要進行軍事透明。

　　羅援：軍事戰略方針不必做大調整 具體做法可適當調整

　　我們總的軍事戰略方針，我認為不必要做大的調整，我們就是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一個通俗的説法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認為這個方針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對一些現代，根據新形勢、新特點，我們具體的一些做法，可以做一些適當的調整。比如就是現在國家的利益在不斷地拓展，那麼我們現在的軍事，就應該，我們的軍事能力就應該做到國家的利益拓展到什麼地方，我們軍隊就要保護到什麼地方。

　　比如去年的利比亞撤僑，我們撤僑就撤出了三萬多人，那麼維護了國家兩百萬以上的經濟的利益，這個就是我們的軍事戰略，它的使命，它的任務在不斷的拓展。我覺得這是我們要發生的一些變化。

　　羅援：積極防禦戰略方針是戰略上防守和戰役戰術的進攻相結合的

　　另外呢，就是我們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不能把它理解為只是單純地防守，我們是戰略上的防守和戰役戰術的進攻相結合的，就是把外線作戰和內線作戰要相結合。

　　我們要把整體上的防禦作戰和局部的進攻作戰，要把它結合起來，把戰略上的防禦和戰役戰術上的進攻相結合起來。要做到遏制戰爭和打贏戰爭的這種辨證的統一，把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要結合起來，要得到非常好的運用。只有這樣呢，才能維護我們國家的戰略利益。

　　羅援：防禦縱深要不斷擴大 安全疆界應該大於自然的地理疆界

　　以前談到我們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都認為我們的安全疆界和我們自然地理疆界是重合的。那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那麼這個概念我覺得應該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我們的利益在向海外拓展，特別是海上戰略交通線的安全問題，海上的科學考察和生産的平臺的問題，這些海上利益我們都要維護。因此，我覺得我們現在刪略疆界應該往前前推，就是戰略安全的疆界要大於我們講的一般的傳統的自然地理疆界。美國都可以把它的戰略前沿推到我們的家門口，提出戰略中心移向亞太，要在亞太地區體現它的前沿部署、前沿存在，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在我們的家門口也設置一道防火墻，也設置一道隔離帶，要設置一個保護帶，這是我們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一個題中之意。我們不去佔別人國家一寸土地，但也不允許別的國家侵佔我們的寸土寸水。

　　羅援：軟實力建設缺少戰略資源的統籌規劃

　　我認為軟實力建設現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講的要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既要抓硬實力建設，也要抓軟實力建設。但是我認為現在我們軟實力建設，存在著五多五少，哪五多五少，第一個叫多直白、少謀略，第二個叫多應對、少前瞻，第三個叫多官腔、少個性，第四個叫多獨秀、少爭鳴，第五個叫多迎合、少引導。我先來講第一個，叫多直白、少謀略，中國是一個謀略大國，《孫子兵法》講上兵伐謀。但是現在我們的對外宣傳，我們的輿論導向過於直白，那麼像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就用一個小球能推動大球這麼一種大的戰略智慧，大的戰略手筆現在比較少見。我們對我們一些戰略資源的統籌規劃，我覺得不夠，這是軟實力建設一個非常要命的一點，也就是説我們的軟實力建設，他應該有一個整體的規劃，要有一個頂層的設計。

　　比如某些人在什麼時候應該説什麼話，那麼這個應該有一個策劃，就是誰唱白臉、誰唱紅臉。在什麼時候説什麼樣的話，這個我覺得應該有一個統籌規劃。最近我看到外交部部長助理，在外交學院有個講話，説現在西方社會對我們中國的外交提出批評、提出質疑，説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就是我們的外交現在不好講話了，過於強硬。那麼這位外交部的領導同志就講，他説這是國外對我們的理解，但是我們國內還有很多人在批評我們的外交部過於軟弱。那麼我覺得他能表達這種聲音，也就説是民心可用，把民意也用起來，這樣呢，才能使我們的外交有更多的迴旋餘地，有更多的手段可以運用。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叫講謀略上的運用。

　　羅援：外交舉措需要前瞻性的主動設計、主動提問

　　我講的第二個叫多應對、少前瞻。以前我們的外交舉措，大多數都是帶有一種應對型的，就是出了事以後我們做出一種被動的反應。現在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一種前瞻性的主動設計、主動提問，這是我覺得我們第二個需要改進的地方。

　　羅援：中國外交應該發展多元外交 注重民間外交的運用

　　第三個需要改進的就是以前我們的外交呢，大多數都是一種聲音，就是這種多元化的外交，民間外交運用的不夠。現在我們的媒體現在也逐漸開始涉足外交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比如我看環球時報登了戴旭寫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應該投否決票。這是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就説是外交無小事，一般國民很少去能涉足到外交領域，但是現在我們的民眾也可以對外交問題建言獻策，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進步。我們的外交應該有官方的外交，應該有民眾的外交，公共的外交和我們的媒體這方面的外交，把各種資源整合好，運用好，我們的軟實力的構造呢，才能更加有利有效。

　　羅援：中國外交在不危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的前提下 發出不同的聲音

　　第四個需要改進的叫多獨秀、少爭鳴。現在很多問題呢，就是按一個口徑來表態，這是不行的。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學派，各種思想的這種碰撞，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危害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所以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首先是要講政治，是要講紀律的。

　　羅援：對外宣傳輿論導向要弘揚主旋律 媒體要肩負疏導民意的職責

　　我認為我們在軟實力塑造方面呢，最後一個需要改進的問題，就是叫多迎合、少引導。雖然我把它放在最後，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最致命的一點。現在我們的對外宣傳，我們的輿論導向過多的注重經濟效益，什麼問題來了，就看怎麼吸引眼球，它的排行榜如何、收視率如何，而沒有去考慮他的政治效益、社會效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比如，現在對網絡上一些青年網友的一些言論，輕易地給戴上一個憤青的帽子，對這個事我是有不同理解的，就是民族主義情緒只能去引導，而不能去壓制。民族主義情緒中相當有一部分，這些青年是血氣方剛的，是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我們的民族的，想當年我們老一代革命家參加革命的時候，他們哪一個人不是血氣方剛的熱情青年。

　　隨著整個革命實踐經驗的積累，他們觀點也會發生一些變化，所以對這些言論，我覺得只能去引導，而不能去壓制批判，甚至去譏諷，這就是整個輿論導向的問題。現在媒體上有一些人，在誣衊、誹謗甚至褻瀆我們的英雄，比如拿劉胡蘭、董存瑞來説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毛澤東講帝國主義和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産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和平演變也不是一個虛幻的語言，是有實際內容的。有些人他在褻瀆我們英雄的同時，是在扼殺你的一個民族意志，在扼殺一種民族精神。所以説，雖然只是網上和手機上的一種調侃，但是在談笑之後，不能不懷疑是有一隻黑手，在腐蝕我們的民族意識，在扼殺我們的民族精神，也就是在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我説這些問題，應該引起我們從事媒體工作，從事宣傳工作、輿論導向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同志的高度重視。這就是我們的責任所在，這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