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兩會前夕，中國網絡電視臺"中國理想"節目組記者就當前外交方面的熱點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教授，博士生導師龐中英先生，以下為文字實

　　記者：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的人走出過門去國外做生意，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現在中國人在國外被綁架或者被刺殺的比率很高，關於這麼大的環境的變化，目前中國對內對外的外交政策有一個什麼樣的調整呢？

　　龐中英：其實這個問題問的挺好的，什麼意思呢，過去中國外交主要是官方層面上的東西比較多一些，現在的話中國外交的對象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然後主要是我們自己本國的各種各樣的各界的人士，從商人，到學生，到許多現在大家去留學旅遊觀光，到全世界去你説的到處都是，非洲也到處都是中國人，非洲、澳洲、美洲西半球這個亞洲就不用説了，我們中國就在亞洲，中國走向世界這個是一個趨勢，所以現在這個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和以前討論中國外交，今天討論中國外交和昨天討論中國外交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情況變了，總得來講就是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一個巨大的變化，但是，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話其實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原則，還有一個做法，尤其是做法還有外交的體制，有很多方面是跟不上這個變化，是非常滯後的，儘管這些年有一些改革，你們都知道，領事方面有一些改革就是領事保護方面有一些改革，以人為本，增設了一些機構和人員，投入的比較大的做的也比較多，比如説遇到工人被抓了，啟動應急措施但是實際上還是根據應該説，適應不了這個變化的形式，其實這裡頭不光是一些具體的問題，務實層面的問題，也有許多的涉及到比較抽象的，就是國家外交政策一些原則性的東西對下一步的怎麼調整，比如説現在國外的有一些西方國家，現在包括非洲國家，他們都讓我們調整一些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則和做法比如説要不要干涉內政這個選擇，比如那個這個要不要干涉內政這個原則，這個西方的壓力很大，非洲國家也有一些壓力，讓我們中國更多的介入過去叫干涉，我們更多的介入，但是實際上這裡頭涉及到如何嚴格的區分，有些事物是嚴格意義上，就是內政，就是別的國家內政，如果你區分好了，比如説肯尼亞的內政，埃塞俄比亞的內政，蘇丹的內政，柬埔寨的內政，那麼我們中國還是繼續奉行不干涉內政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這毫無疑問，但是問題是説，這個內政很難以界定有許多方面涉及到我們中國的利益，涉及到中國的比如説涉及到中國的人、財、物，這樣的東西這時候內政的時候，現在全球化的時代內政和外交的界線現在非常的模糊，應該最近在蘇丹、在埃及，發生的這些事情，都足以説明我們不能夠簡單的，教條式的固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這個沒有問題，我們中國是聯合國憲章忠實的執行者，貫徹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行使國家主權的基本的原則，還有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而且我們想今後繼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因為這是國際體系穩定一個基本的一個原則，但是這個並不等於説我們中國就完全是教條式的，根本就不介入，那麼現在的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我的觀點就是問題是不在於，我們是不是放棄這個原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是不是也在於是我們是不是要介入，就是我們中國要不要介入，而是説關鍵的問題是説，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我們如何介入，我們如何就是説對國際事務、地區事務、全球事務進行介入。比如現在我們通過聯合國渠道，如果有聯合國的授權，那麼如果是由地區組織的授權，比如有阿拉伯國家聯盟，比如有非洲聯盟，比如由東盟，比如由上海合作組織，尤其是中國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那麼這些地區組織的比如説授權，那麼這個合法的性，或者使叫正當性就能夠得到保證，我們就可以的話，然後介入。

　　所以我想在多邊的框架下，然後中國介入許多國際事務的話，其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也是合法的，所以現在學術界討論和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概念就是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提出創造性的介入，就是你總要有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式，北京大學出版社剛出版了他的一本書叫《創造性的介入》，中國的話，你要介入，中國最好不要翻譯成干涉，干涉在中文裏面這個是非常的粗暴的，強行的暴力的。

　　所以我們中國過去的話，單純的簡單的反對西方的干涉還不夠，我們現在就是説是我們要知道西方整個外交，除了王逸舟教授提出的這個概念，這個介入，中國的介入應該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不是説必須要有比如有關的國家，這個國家比較脆弱的話，相關的地區組織，比如説索馬裏，索馬裏的海盜，索馬裏這個國家比較弱，他們就是必須要有索馬裏政府，儘管這個政府非常的脆弱，非常軟弱，也非常的缺少權威，另外一個要有非洲聯盟，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還有阿拉伯國家聯盟。看我們中國到紅海，到非洲之角，我們去打擊海盜，就是説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有條件的一個介入，有條件的介入我們拿到了聯合國的非盟的授權。

　　所以我們提出來個概念，一個叫創造性的介入，一個叫有條件的介入，實際上就是幫助中國調整了外交政策，這個調整其實就是跟非洲國家，跟東盟國家，跟其他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原則和立場歷史其實我認為已經非常接近了，為什麼呢，你要看一下非盟的憲章，你看一下東盟的憲章，你看一下南美一些國家的憲章，他們其實一方面繼續堅持這個不干涉國家內政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國際準則，另外一面他們從來都是説，如果情況需要如果這種干預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是積極的是非常正面的，所以非盟就是兩個情況，干預就是介入，和不干預，其實都是把這兩個原則，就是干涉和不干涉，或者介入和不介入，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就是説只是強調一個方面，那兒另外一個方面，我們被束縛住手腳，所以今後話，這個是要想國際社會解釋清楚的，我們中國今後的作為和大家一樣，你們也是這樣，但是肯定不是西方單純的介入，就是要干涉一下，比如説西方利比亞，在敘利亞的這種國際干預，我們中國肯定不是這樣的，但是我們中國的這樣一個行為，一定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的行為是一樣的，就是説必要的情況下，有條件的情況下，就是非常合法的情況下，我們中國也要介入，比如説最近這幾年來，我們像上海合作組織我們也搞了多邊的金融業，中國也參與了很多國際軍事合作，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下一步要進一步的往前走一步。

　　所以我覺得我們面對這樣一個變化的世界，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人也到處都是，中國的企業也走出去了，現在中國是國際體系的一員，這個跟30年前，或者冷戰結束以後我們結束的只有，20年前，就是1992年蘇聯解體的時候，那種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的經濟在世界上這種影響和地位也不一樣，這個年輕的一代，他們要到世界上求學他們要到世界各地去觀光旅遊，那麼新的一代的人，我們中國的商人他們要到世界各地做生意我們還要去投資，這麼多人要去投資，所以這個情況迫使中國要求中國外交不但在具體的一些實踐方面，而且在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的原則方面，做一定適當的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和變化的需求，這是必要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改革話，外交改革跟其他的改革不一樣，有很大的特殊性我們知道我們國家，過去30年的改革基本上以經濟改革為主，那麼外交體制的改革還是應該説，有一些改革也不能説一點也沒有動，但是總得來説，應該説和經濟改革比起來，還是差的很遠，或者基本上沒有改革，其實外交改革是應該提出來，外交改革的任務應該明確提出，因為這麼大的形勢都變化了。

　　實際上我們中國，我們中央領導人經常在報告裏面寫，國際形勢和地區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既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當然有的人説，那好我們也以不變應萬變，有的人這樣説，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很好的方式，最近我卻去年今年參加會議，老是聽到人們説，外面變了，很多形勢便了，包括我們中國面對的這個世界也變了，包括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關係也變了，那麼我們外交咱怎麼辦呢，他們開除的藥方子説，以不變應萬變，我其實已經跟很多人説了，可能是一種方法，但是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就是以不變能不能應萬變。你提了，你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以不變應對萬變，就是説我回過頭來我要問你，以不變應萬變能不能，是不是能夠應變，但是我自己認為的話在有些方面可以以不變應萬變，但是呢在許多方面實際上以不變很難應付變化了的世界和變化了的形勢和挑戰。這一個關鍵的問題，應該得到一個基本的青年人網友的各種充分的討論。我覺得很重要，其實以不變很難應萬變，我覺得是非常難。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傳統智慧，這個傳統智慧的話，

　　在今天這種世界已經很難了，我認為很難了，以不變應萬變，我個人覺得應該得到一定的批評，因為這個字也比較消極，它也可以解釋為説，可以做消極的解釋。

　　記者：您覺得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調整呢？

　　龐中英：我剛才以後説了，比如説這個我們中國的這個利益，現在的學術界和這個大家做實際工作，不管是商業還是投資、旅遊，比如還是搞國企的還是什麼，大家面對的問題就如何保護中國的海外的利益，中國的海外利益，很多海外利益是合法的，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海外利益，因為是一個全球化，還是那句話，你中國的海外利益怎麼得到保護，現在這些外交政策的這些東西，能不能保護了我們國家的海外利益，這正是學術界提出的問題，也是做事務的這些各界，尤其是經濟界，他們都面對著具體問題，我們怎麼去保護，以現有的這套做法能不能保護，其實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中國迫在眉睫的事情。因為以前的話改革開放以前，或者就是前幾年，中國加入WTO，2001年以前我們中國的經濟就是説，本土範圍之外的這一塊，相對本土的經濟來説，相對來講要少，但是現在有許多風險，其中一條比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環境的變化，這個環境就是外部世界環境的變化，非常巨大，就是這個傳統的資本主義世界美、歐、日，現在都是在金融危機之中，金融危機對中

　　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就是這個就意味著你過去30年，和全球經濟這樣一個一體化的東西，就是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別人在危機，我們過去30年主要是跟美、歐、日的一體化，在接軌，在融合，在合作，那麼別人的危機對你的影響其實很大，這個搞不好的話，這個影響不光是金融市場上面，有一些紙的東西，數字的東西可能就蒸發了，或者縮小了，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最近的話看到從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現在出口，就受到影響很大，另外一個就是説我們的這樣一個全球的分工體系，我們都討論蘋果的産品血汗工廠的問題，這個血汗工廠我們的工人和我們的當地的政府，其實拿到的錢是，全球價值增值鏈的上面，我們中國只是拿到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概不到10%，中國的工人和中國的政府只有不到10%的利益，這個全球利益的分配是嚴重的不公平的。

　　所以金融危機之下，新的分工的形成這個所以我覺得這種危機，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巨大的環境的改變，這個意味著搞不好的話，可能是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果，可能就會相當程度的縮水，讓我們的實際上在倒退，現在有這麼多基礎設施，這麼多的樓房，這麼快速的城市化，這個對金融危機這個事情處理不好的話，我個人的話這個影響是及其深遠的。

　　第二個大的變化，這個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很清楚，就是舉一個要例子就不説了，現在大家都在講國際化，大家都在講新興大國的崛起我們中國好像是很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也是新興大國的一員，其實新興大國更多的是廣義的一個概念，比如説我可能舉一個新興大國，這些大國對中國其實都是挑戰，比如説你中國要發展與非洲的關係，那麼你要經過印度洋，當然印度洋不是印度的，印度洋是世界的，但是印度的海軍是全世界最厲害的，亞洲最厲害的之一，我們中國的現在是參與全球化，中國的海軍，中國的控制海洋的能力是全世界相對最弱的，在幾個大國裏面，中國和俄羅斯是在海洋這方面的話，尤其是中國是相對薄弱的，因為我們過去是陸地國家，陸地強權。我們走向全球必然要和美國、歐洲、尤其是英美，還有印度、日本這樣一些海洋強國打交道，因為海洋是他們控制的，所以你要發展與非洲的關係，你要發展與南美的關係，那麼你要發展與大洋洲的關係，你要發展與海洋的關係，包括歐洲的關係。這個你都要突破這些，你要想辦法解決和這些海洋強權的關係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到現在沒有很好的解決。那麼比如説新崛起的勢力裏麵包括東盟，東盟是一個新崛起的勢力，儘管它不是一個國家，它是由十個國家組成的聯合體，就像歐盟一樣，當然它比歐盟的程度要低的多，但是東盟也在崛起，我們中國必然要遇到東盟這樣一個地區性的、制度性的安排，你要走到全世界去，你肯定要跟東盟打交道，那麼東盟可能就卡在你東南方。然後日本這個海洋強國就卡在你東方，美國也是這樣。

　　所以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來看，我們中國現在遇到的挑戰特別巨大，如果中國還是一個目前國際體系的關係，我剛才説了，與這些主要的海洋強國的關係，取得不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協調或者和平共處，這個恐怕的話中國實際上作為走向世界，這個基本上很難的，貿易大國你現在説貿易大國，世界第一的貿易大國，這個大國是沒有保障的，所以這麼多的問題出來了以後，當你還説以不變應萬變，過去那個舊的不變的東西，根本應付不了這個，應付不了。

　　記者：剛才龐教授從宏觀的政策方面進行分析，您覺得我們普通人在面對這樣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呢？

　　龐中英：我覺得是這樣，我們要從我們自己國家的本位出發，我們不要受太多的就是説，太多的外部的這種對中國的觀察的影響，就是説我們從自身，我們一方面就是要看到外部現在對中國的評價很多，我們自己首先要從自身的角度去出發，看待中國的對外關係，我覺得這個要有歷史的看，歷史的看的話，過去30年中國跟外部世界的關係發生了許多大的積極的重要變化，這個變化的話應該説我們取得的成就，這一點的我們要客觀的看比如説最大的成就就是中國，加入到了目前國際體系裏面去，就是説目前的國際體系總得來説應該説兩種力量在主宰著，一種力量的話應該説還是權利直接的關係，就是説大國之間的強權之間的關係，就是説大國之間的這些強權之間的關係，儘管強權政治現在是反對的，大家誰也不願意就是靠拳頭，靠力量説法，但是實際上這個強權之間的平衡，強權之間的互動還是一個關鍵的，就是維持目前世界秩序的一個方面，我們現在中國是基本上多極世界的，或者強權世界之間的也是在其中的一部分，中國崛起。第二個維護這個秩序其靠為則規則，就是靠制國際制度，人類社會就進入近代以來，為了探索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實際上做了100年的探索，在一戰以前，二戰以後，然後還有了二戰結束以後，其實探索到許多，在管理兩個東西，管理就是或者叫調控，或者叫經營，大概是兩個東西，第一個東西我們現在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不同的民族與民族之間，文明之間，還有各種各樣的包括生態系統，這個互動非常的平凡，這個怎麼樣去管理。現在美國學者提出來叫相互依從，歐洲學者提出全球化，美國人也叫做全球化。那麼這兩個概念就相互依從，還有什麼地區化，還有什麼全球化，人類的密切互動，這個密切互動你必須要有管理，到底怎麼管理，那麼這個是要做第一個。第二個其實就是剛才説的管理，就強權的關係，強權之間的關係也需要某種，你得找到一種制度性的東西找到一種框架性的東西去加以調控和管理，現在歐洲當地説我們開會吧，我們就做會議外交，現在聯合國要開會，安理會要開會，就是APEC要開會，20國集團要開會，開會其實就是相互的協調，就是通過多邊的會議外交來協調大國之間的衝突和對抗和利益的差異，現在一外交其實我們圍繞是這兩塊，現在我們不得不面對仍然是權利政治的世界，所以我們與有關的大國的關係，比如説美國與歐洲，然後與日本，與印度與俄羅斯這種關係，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後第二塊就是中國目前是處在制度為基礎的規則為基礎的，這樣一個國際體系裏面。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的想辦法去加強，規則與基礎的國際體系，這一點中國是不能動搖的。

　　不能説因為我們現在做了我們吃了一些虧，我們的利益受了一些損失，我們可能就回過頭來把過去30年外交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取得這樣歷史性的巨大的進步和成績，加以否定，現在有些人光看眼前短期，其實説實在的，這30年我們取得的進步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非常巨大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現在很多人都不滿意，我們研究外交的人也不滿意，大家其實都是很絕對的話，我們改進的地方太多了，但是這個需要也是需要漸進的，一步步來，包括調整一些不管是具體的方面，還是説要做一些大的方面一些改革，這個恐怕都要慢慢來，進行一些調整。

　　記者：就是上午來採訪您之前，我還看了一點新聞，就是鳳凰出的新聞，今天有兩名中國的工人在埃及又被綁架了。

　　龐中英：對。

　　記者：現在這種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很多，這種大國戰爭的已經發生的可能性很小了對這種局部戰爭和局部安全，就是這種國家的軍事力量肯定會有一些需求，您覺得從軍事力量發展，我們怎麼樣來適應這樣的變化呢？

　　龐中英：我提的概念呢，這個概念不一定就是説，可能有一點大膽，但是呢比如説我覺得這個概念，我們的軍隊，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的話，還有我們的戰略家們，還有國家領導人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其實我們的經濟已經在國際化，走向世界，我們的人員包括學者，我們的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活動，在國際講壇上面講話，其實我們的軍隊也有一個國際化的問題，就是我的核心字是我軍的國際化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國際化的問題。就是你必須是一支在經過了國際化過程的一支軍隊，但是目前為止，我們主要是防禦性的國防政策，積極防禦的國防政策，我們的軍隊實際上離國際化的目標還有很遠。現在世界各地的海軍的話以海軍為例，都是一些先進國家的，西方國家的就不説了，他們基本上是非常國際化的，當然因為西方和中國是不一樣的，當然那個當年很多國家，其實我們要可以將來要發展出一條，就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的國際化，能夠為維護世界和平，因為這個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憲法》都寫進去的，但是你這麼維護世界和平，你維護世界和平的話，你需要一支國際的軍隊，就是有國際經驗的軍隊，你能夠適應整個變化的軍隊去維護世界和平，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篇要做，到底中國軍隊如何國際化。我看參加維和和反海盜，還有雙邊的一些軍演，還有雙邊的軍事合作，現在剛才説的如果是所在的國家，同意符合一些條件，其實中國軍隊也可以和當地進行合作，就是過雙邊的合作，通過多邊的合作，來推動中國軍隊國際化，這個其實我這個其實就是把中國軍隊國際化這個問題提出來。

　　記者：我們做這個也想，也是兩會期間很多學者專家的一些建議。

　　龐中英：這個可以是一個建言獻策，每年都有，國防報告批書已經發佈了好幾年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關於中國軍隊的國際合作，我覺得國際合作，僅僅是國際合作還不夠，應該説把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讓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國際化的軍隊，這個國際化不是説我們去侵略別人，也不是説我們到處去像西方國家一樣，到處干預別人，我們的軍隊的話，就像我們的學者一樣，就像我們的投資人員一樣，商人一樣，就像包括很多人一樣是國際化，是世界級的，是世界一流的這樣一支軍隊，這個需要很長時間的發展，但是你要把這個目標和任務提出來，就是你現在中國的大學，都在強調，大學要有國際化，要有好多甚至我們大學，但是軍隊到底怎麼國際化，你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下面的問題就是如何國際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相信目前一些國際軍事合作，中國與外國的在雙邊和多邊的軍事合作，已經為我們軍隊的國際化已經開了個頭，堅定了基礎。現在中美兩軍的軍事關係，中國和周邊國家的軍事關係，中國和一些地區組織的一些軍事關係，其實都在發展過程當中，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把這個軍隊國際化的任務提出來，那麼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面，理論問題上加以合理的解釋的話，和規劃的話，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解決。我們會21世紀中國軍隊會一支，經歷了國際化的軍隊，這個時候的軍隊可能就是一支真正意義上的，有效的維持世界和平的力量。你現在的話，你想維持世界和平，你拿什麼維持世界和平，美國軍隊是國際化的軍隊，尤其是海軍，但是中國軍隊不是世界化的，不是國際化的，我們可以積極貫徹積極防禦的防務政策，那沒有問題。但是這個積極防禦的政策並不等於你的軍隊不國際化，你的軍隊必須國際化這個其實是一個，這個任務到底怎麼完成呢，你是一個更加國際化的軍隊，但是更好的可能更有利於貫徹我們的積極防禦的政策，因為你面　對的對手，他們都是國際化的，他們在全世界，所以這是一篇大文章，這個不是説我在鼓吹什麼，要侵略擴張，不是這個意思。

　　記者：您看作為中國的國際化，應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如果説像您提出的軍事的國際化，它應該包括哪些方面？

　　龐中英：我覺得就是説，我們要根據我們的外交政策，這樣一個基本的方針，比如説現在過去十年，我們發展了提出了要建立和諧世界這樣一個，就是2005年胡錦濤主席第一次提出來，我們要推動和諧世界這個目標，和諧世界之前我們提出來要推動國際體系的進一步的民主化，國際體系也應該要變的更加民主一些，那麼決策要民主一些，根據這些我們的還有更早以前叫和平共處，和平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另外我們要和全世界人民分享發展的成果，我們要推動共同發展，世界和平發展。在這些外交政策指導下，其實中國的軍隊完全可以的話，你中國軍隊怎麼能夠推動世界和平呢，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呢，非洲很多地方都沒有發展起來，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問題，兩個問題一個沒有解決，那麼這裡頭我們軍隊其實你既然要，你軍隊不能只是在家門口做一些近海防禦，其實近海防禦，中國的近代史告訴我們説，就是這樣的防禦思維的話，其實根本防禦不了，連我們自己的和平，我們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都維護不了更談不上維護世界的和平。

　　現在軍隊國際化實際上是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也是參與全球的安全治理。軍隊國際化跟我們現有的外交政策是不矛盾的，而是為了更好的去落實和貫徹目前的這些外交政策，剛才您提了這麼多很好的目標。你核心事件拿什麼去推動世界走向和諧化。和諧世界就是全球治理，我們更早的我們的思想的本源，其實就是我們當年提出的平天下，我們説平天下。我們其實就是和諧世界不是説是要和諧，我要息事寧人，我做一些讓步，我做一些讓利，這個其實簡單的讓利、讓步妥協退讓，可能使事態更加惡化，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必須要職業性的外交關係，比如説談判，外交關係就是主要的任務是跟別人談判，學會這麼談判，能夠最大限度的維護自己利益，軍隊也是這樣的，軍隊呢就是要去通過硬實力去維持一種秩序。學者、教育機構過軟的力量去推動一種秩序，推動一種價值和目標。這個其實就是各司其則，如果給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提點建議，要推動中國軍隊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用標準的術語就是國際化，現在我們的國際化的軍隊這個目標還很遠。

　　國家必須確立這個目標，就是中國軍隊的國際化這樣一個任務提出來，把理論問題解決了，把我們的實際問題解決了，我認為理論問題很好解決，這個不矛盾，這個也並不是説我們中國要威脅世界，不是這樣的，而是一支國際化的軍隊才能夠更好的維持世界。現在中國軍隊國際化，剛才提出的問題，我們現在中國軍隊介入維和的士兵越來越多，包括警察，我們現在維和是兩塊，一塊是警察，中國的警察是維和士兵，還有中國軍隊也是維和士兵，普遍的反映説，中國軍人的警察的英文的水平，還有為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溝通的實際溝通的能力，還是恩相對不夠的，這個就説明什麼呢，説明我們的軍校，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各種培訓機構，我們還沒有成為世界一流的教育機構、訓練機構，所以其實軍隊的國際化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包括各個方麵包括中國的軍隊，中國的軍校一個像美國的軍校那樣是開放的，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的戰士，這樣一個將軍的搖籃。我們的軍隊去非洲去，到南太平洋去維和，他們一定會是非常好的，他的同事，同行和別的國家來自別的國家進行很好溝通和合作，所以其實軍隊的國際化這個任務其實非常，沒有人提，所以就借助你們的後好。借助你們的口，但現在沒有人提，借助你們的口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