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2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國人龍年春節即將到來的除夕。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美國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選擇在這一天，發佈了它指責世界9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權狀況的《全球年度報告（2012年）》。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在660多頁的報告中雖然只佔10余頁的篇幅，但是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歪曲和指責，著實令人驚訝。

　　有人説非政府組織天生就是以批評政府為己任的。而一個非政府組織將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以點評世界人權狀況為己任卻並不多見。而且，對“人權觀察”的報告細細探究一下，卻會發現，問題也很不簡單。“人權觀察”一年一度的人權報告發佈實際上是國際社會人權話語權爭奪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人權觀察”的資金來源和話語權目標

　　“人權觀察”自稱“不接受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政府資金”。但是，當有人批評它從荷蘭樂施會獲取大量資助、而後者的預算又大量來自荷蘭政府時，“人權觀察”在其官方網站上辯解説“我們從這些基金會獲取私人來源的資金，而非政府資金”。對此，另一家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監督者”評論説，該説法不能獲得獨立印證。

　　“人權觀察”2010年的年度預算是4800萬美元。2010年9月，“人權觀察”在宣佈獲得一筆來自喬治索羅斯的十年1億美元的捐款時稱，“人權觀察”計劃大幅度增加職員三分之一，而且要“如同傳統上影響西方大國一樣，影響新興大國的外交政策”。中國當然要成為它的“影響”對象。

　　筆者認為，經濟上的定價權，文化上的話語權，正是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予取予奪的法寶。當今，人權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之一，拿人權説事已成為一些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是其政治和法律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話語權的形成、發展和使用不僅僅是西方國家政府的事情，非政府組織也起了重要作用。

　　《領導力量》一書的作者、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的約瑟夫奈在2010年初撰文指出：“政府與政府以及其他組織展開競爭，以強化自身的可信度，削弱對手的可信度。”他認為，網絡的發展提供了助力，非政府組織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使得“新公共外交”得以崛起。

　　中國學者龐中英也在2010年8月撰文指出，在過去30年裏，中國是西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標國家”。他認為，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是所謂“軟權力”投射。作為“軟權力”的類型，美國、英國的許多政府機構，在達到西方的對華政策目標——比如“出口”西方價值，讓這些西方價值“嵌入”中國的現代性方面，發揮了其他外交政策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如同“人權觀察”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在國內也會批評美國政府，但是總體上，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它起著補充和輔助美國政府外交戰略的作用。在歪曲和醜化中國人權形象方面，它與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調門是一致的，甚至還比美國政府更加無所顧忌。

　　二、“人權觀察”濫用人權話語權

　　作為一個要在世界各地開展工作的美國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以強大的財力為基礎，利用西方國家人權領域的所謂道義制高點，通過不定期、定期發佈報告、新聞發佈等方式形成並使用自己在人權領域的話語權。而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瀾和互聯網傳播使這種話語權的鞏固和發揮成為可能。

　　挾人權話語權而令天下，這就是“人權觀察”的工作目標。而這種話語權的濫用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以下僅以最近發佈的《全球年度報告（2012年）》為例做一下説明。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新興大國。關於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的報告，想象一下就知道應該是多麼複雜和不易的系統性的工作。可是看一看“人權觀察”的這個國際報告，我們就會驚訝于其撰寫報告的傾向性之強和方法之簡陋。

　　中國的人權事業既有成就，也有問題，存在著不少主觀和客觀上的挑戰和困難。關於任何國家和地區的人權評價都不應該是非黑即白的簡單論斷。可是在“人權觀察”的中國報告裏，我們看到的是粗線條的簡單概括，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斷然否定。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它將“殘疾人的權利”作為一個專題來寫。之下僅用了160個英語單詞寫上寥寥數語。開頭一句話斷定中國政府未充分保障殘疾人士的權利。緊接著説了兩件事，一件是2011年9月殘疾人建議教育部制定全國統一的教師資格體檢標準，另一件説同月河南官員從省內多處黑磚窯解救智障人士。這都是2011年9月中國國內媒體上的新聞。最後它提到10月《精神衛生法（草案）》徵求意見，專家擔心存在對精神殘疾人士具有潛在風險的內容。在筆者看來，用殘疾人最近對政府的建議、政府解救殘疾被害人的新行動、讓全社會公開討論的未決的立法草案來説明中國政府保障殘疾人權利不力在邏輯上是難以服人的。而且，好像“人權觀察”撰寫一個國家報告的工作不過是對9、10月份中國媒體報道的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閱讀和引用。至於中國政府加強民生和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加大對殘疾人事業的投入和保障力度，種種的措施與成就，在“人權觀察”那裏則是一概被抹殺，統統視而不見。

　　定性簡單片面，定量匱乏粗淺，這樣缺乏嚴謹邏輯和科學論證的報告簡直是不值一駁。但是，它又為什麼可以堂而皇之地發佈，並在西方媒體上大行其道呢？

　　費解之餘，筆者才明白。原來，指責本身才是它們最需要的。所謂的非政府組織要通過指責來維護其“人權衛士”的稱號，所謂的西方全球性媒體要通過指責來維護“人權傳聲筒”的角色和西方國家“人權警察”的地位，它們在詆毀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方面可謂絕不手軟。

　　對“人權觀察”和西方媒體來説，報告的粗淺、簡陋甚至是謬誤並不可怕，談人權本身就有“正當性”，批人權本身就有“價值”。

　　三、人權領域的話語權可能繼續被濫用

　　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和民眾焦點，同時也因為在經濟、貿易等領域內對他國進行壓制日漸乏術，西方國家更多地訴諸以民主、人權為幌子的所謂成本低、效果好的“價值觀”戰爭。

　　西方發達國家向來有經濟、政治、道德上的優越感，常以“世界警察”自居，並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金融危機加強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絡，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新冷戰思維卻仍然存在。

　　因為需要中國，西方國家的政府有時會在人權問題上緩和一下調門，避免與中國有過多的正面衝突。非政府組織則更多地走上前臺。如此一來，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一唱一和，形成一種龐大的國際輿論環境，牽制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展。

　　筆者認為，中國正在迅速崛起，國際曝光度大大增加，此時在人權領域對中國的有意、無意的誤解、歪曲和詆毀還可能不斷出現，人權領域的話語權可能還會被濫用。

　　面對外界的評價和批評，中國有句古話叫“旁觀者清”，中國人也向來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寬闊胸襟，但是面對西方國家以強勢話語權為後盾的人權歪曲、攻擊和醜化，我們也不得不保持清醒和警惕。一方面，我們可以重溫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説去吧!”另一方面，還要增加國際交流與合作，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王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