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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國兩會前夕,“中國理想”節目在文化、三農、軍事外交、社會管理、住房、食品安全、經濟、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等10個領域,通過同題問答的形式,選取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視頻採訪,以期在兩會時間為這些問題的探討上提供知識界精英的聲音。

訪談實錄

易鵬:改革土地房屋産權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重要途徑

中國城市戰略發展研究會副會長、財經評論員

易鵬:儘管這兩年來,農民的收入增幅是高多了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但由於以前我們農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到了3.5比1,這個差距非常之大。全國目前農民的收入才六千多塊錢,那麼即使你這麼高,你還是非常低水平的增長。那麼,對於目前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不能完全靠農民去種糧,還是要全方面拓寬他們的收入。第一個是要儘量把他融入城市。城市要有更多的養老、醫療和公共服務,使他收入提高了。

第二個,要通過更多的制度改革,讓農民能夠更好地進入城市,比如戶籍制度改革。

第三個,還要對農民的土地、房屋的産權進行改革。就是農民靠種糧和打工的收入,這個增長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實現産權了,比如農民這塊土地就是他自己産權的話,那麼通過出賣、租、售很多種方式,可以全方面提高他的財産性收入。而財産收入提高的幅度往往是非常大的,你像重慶去年農民的收入增幅達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排第一。農民有了財産性收入以後,自然大幅度就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也間接破解了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難題。[詳細]

孫明泉:種糧補貼應惠及真正的農民

光明網副總裁、總編輯

中國這麼一個人口大國,糧食更重要。我們的非常需要關注的一個重點,我不同意有些人我們有了錢了,我們向世界各國想到哪買就到哪買,這個農業常態下可以,一旦遇到一種比方説重大災害,國際糾紛,一系列事情的時候,這個米買的途徑常常不容易打通,再者來説,那個時候我們中國,我們常常一個很尷尬我們買什麼,什麼就貴,我們賣什麼什麼就便宜,我們現在這麼多年已經給人這種感覺,這一點大家都自然知道,因此我們,我不同意將來説我們到別的國家買糧食,自己生産更高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守住我們的更低紅線,我們的這個糧食最基礎的東西不能受太多外界的干擾,這個産量基礎産量還是要保證。要保持産量,又要農民獲得他應該的相匹配的收入,那麼補貼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那麼把更多的補貼在農民,補貼在真正重量的農民,而不是在農村的企業,或者是為農村服務的,比方説剛才説化肥這種,你要補貼那一一塊,它要漲價,農民獲利不足,因此還是要補貼真正重量的農民,通過別的形式補貼,儘管他買賣糧本身的收入可能不是特別多,但是對應它的糧食産量可以更多的,或者講補貼這一塊給它,比方説你十萬斤糧食,我就給你十萬塊錢,那你的糧食價格依然按照常規的市場價去賣,但是你多少,我額外給你多少配套,這是一個就是簡單的一個比喻,通過這種補貼,讓補貼農民的收入,不因糧價大波動,而收入減少的太厲害,要使農民的收入和他們的貢獻相匹配,這是個需要多方面綜合考量的事情,但是讓種糧的農民收入他相匹配的收入,讓他們不再受方方面面的盤剝,這個方向我想應該是要堅持的。[詳細]

何剛:糧價不宜給予太大的價格保護 三方面促進農民增收

《財經》雜誌執行主編何剛

何剛:關於“三農”問題,為什麼增産不增收,糧貴也傷農。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今天雖然城市化的進程,每年兩千萬到三千萬的農民變成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我們仍然有數以億計,全世界最大的農業人口,而且這種狀況在未來的五年甚至十年當中,還會持續地存在。在我們可與其的城市化進程,即使達到70%,仍然有4到5億人口會居住在農村。所以農民的增收和糧食的增産是持續永恒的話題。我們看到的就是在過去幾年裏,確實國家採取了一些保護性的糧食收購價格,事實上我們從絕對數字上看到了農民的收入其實還是有明顯的增長,但增長的不僅僅局限于糧食價格的上升而帶來的收入增長,實際上我們總體來講,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糧食的增産隨著科技的進步,還有餘地,但是總體的可開拓的餘地已經在變小。另外,總體上來講,我們要看到中國土地的面積,可供耕種的土地面積會不斷地縮小,雖然有紅線保護。所以,從總體上來講,如果農民只是靠糧食的增産和增收來獲得更高收入的話,實際上是不太現實的。因為糧食價格不僅是中國農業的價格,還有世界的價格,有些品種,玉米、大豆、小麥,如果國內價格過高,進口反而會有一個反差,進口糧食反而會衝擊我們的市場。

所以我認為對糧食價格不宜過多的給予太大的價格保護,它還是要面對全球市場供需的平衡。對農民來講,如果要增收,其實應該幾個方面著手。第一,除了基本的糧食生産和種植之外,更重要的是發展高附加值的多種農林牧副漁,比如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對於一些高端的高附加值的更環保、更綠色的、更有營養的、多樣化的農産品的需求,在飛速地上升,以黑龍江五常為例,作為中國最好的水稻生産基地之一,那邊最好的水稻和大米的價格,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最貴的比如説日本大米或者泰國大米。類似這樣的特色農業,高附加值農業,我認為是一些有自然資源優勢的地方可以開展的。再比如説水果,陜西一些山區裏邊有非常好的很綠色的、很天然的優質水果,但是基於一些交通運輸各個方面,沒有更多的走入市場,實際上他們有可能在未來發展成為高附加值的農副産品。

 第二個農民增收,還是要涌入到農業産業化的潮流,這裡既包括了剛才説的這些東西,也包括另外多種農業産業經營的開發,比如在一部分城市周邊已經開始的休閒遊、度假遊,特色農莊,類似這樣的方式,我認為也是農民增收非常好的途徑,比如説我們在成都、北京、上海周邊,大量的農家特色旅遊已經成為農民增收非常重要的補充途徑。

第三點,我認為就是相當一部分,尤其是中青年農民,他們未來更深入地參與到城市的製造、服務業的機會在不斷地增加,進而他們會逐漸成為向城市轉移的人群。隨著更多的人進城之後,農民總的數量在減少,土地相對集中經營就成為可能。未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會反過來客觀上帶動農民可能增收空間的擴大。但是總體上我們要認識到,在中國今天這個現實的情況之下,由於人口巨大,農村人口的數量比較大,我們希望農民的增收,在短時間內有過於快速的增長,或者依靠財政和政策的補貼獲得快速的增長,我認為也不完全的現實。

所以一方面政策給予更多的空間和支持,另外一點,我們的農民兄弟,農業産業相關的企業家們,還是應該更多的開動腦筋。總體上我認為中國應該還是講地大物博,農業産業化,或者農副産品商業化的開發,還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農副産品和基於農業、農村服務業的發展,我認為是有空間的。[詳細]

夏學鑾:農民增收還是要靠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

民政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夏學鑾:增産不增收,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勞動成本增加了,他的投入多了,當然增産不增收了,産量上去了,但是實際上他的勞動成本,化肥、水,很多其他的農藥,成本增大了。儘管中央有很多惠農政策,包括種糧補貼等等,這是一個,就是説他的勞動成本增加了。再一個就是説物價提高了,雖然我們幾年都增收,但是趕不上物價的提高,糧價也提高了,但是整個社會物價提高了,包括房價也提高了,包括看病、醫療費用,他感到還是很貧困,沒有真正富起來,就是散戶就是這樣的。靠種地來致富,在中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大規模的生産,種一些經濟作物,就是特种經營、特種種植,比如説魚塘養蝦、養蝎子等等,養各種動物,珍奇的動物這個可能,一般的種地靠這個是不可能致富的。

記者:您覺得除了依靠土地之外,農民增收還有什麼其他的途徑嗎?

夏學鑾:這個當然其他多种經營,我剛才已經提到了,就是特色養殖、多种經營,不完全靠種地。再一個就是在農閒的時候,可以打工,到外地掙錢。你把地裏的麥子種下,有的時候一個冬天可以到外面掙錢打工去,搞一些運輸,包括一些小商品買賣,或者自家的房地産,開個小門臉、經營一些雜貨等等,農民賺錢的方式很多。最重要的我認為還是農民要走積極富裕的道路,在這方面傳統的向華西村、南街村,他們就基本上紅旗不倒,沒有分田到戶,一直保持這樣的集體經營,保持集體經濟的優勢。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這樣一個體制環境中,他們的集體競爭比個體的競爭,要有更大的優勢,這是一個。

還有一些就是説,已經分田到戶的農民,他看到了自己分田的這一壟,因為為了平均,好地大家爭、都分,這一壟一壟的不成規模,一壟豆子,一壟棉花,不是大規模、不適合機械化操作,像這樣的生産關係就阻礙了生産力的發展。許多中國的農民又重新走向集體富裕的道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今天看到的就是成都三聖鄉,知道三聖鄉嗎?三聖鄉那個地方,就是他們集體經營,他的花卉是最好的,花卉是向世界出口的,但是他們自己國內銷售也很多的。農民又自己開一個小飯館、小旅店,旅店跟餐館一體,既可以有土地入股的資金分紅,又是農業工人,他在這個農場要拿一份工資。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在農村農家樂的小院落裏,餐館錢、住宿錢,他們都富起來了。農民一家一戶富裕還是比較難,我們過去都經歷過的,在中國還是走合作化的道路、集體化的道路,現在許多農民已經認識到了這個道理。[詳細]

石述思:改變三農問題必須提高農民在價格上的博弈權

資深媒體人、工人日報要聞部主任

石述思:農民,“三農”問題是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而且“三農”問題,曾經我想起過去的總理朱熔基的一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落後。這種形成首先在改革開放33年以來,由於城鄉差距的拉大,有歷史的成因我們必須得承認,儘管近些年國家採取了很多惠農政策,比如説取消農業稅,對農民種田採取了大量的補貼政策,首先一個問題就出來了,這些補貼政策真正落實到位沒有,希望我們有關部門進行一個全面的大檢查。而且目前農民,過去分田到戶以後,農民承擔了幾乎所有種地的成本,已經進入市場化的軌道,但是這些年我們注意到,尤其2008年以後,農業原材料成本急劇上升,而且農民整個農産品生産、流通的過程中,博弈的能力非常有限,分田到戶,而且傳統的農民依賴的可以維護自己權益的博弈的組織也沒有建立健全。更重要的一點是農産品流通牢牢地被兩股力量控制,一股力量就是商人,一股力量叫地方政府,而商人是相對於農民來説,他有非常強的博弈能力,比如説他的博弈能力體現在有定價權。在這個過程中缺少足夠的手段,形成農民和商人之間公平博弈的渠道,這種方式。

另外,地方政府在農産品過程中提供的服務,離現代服務的要求有很大的距離,從信息的支持到技術的支持,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和不到位,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跟商人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共同盤剝農民。比如在農産品整個流通過程中,尤其是農副産品,副産品流通過程中,菜價上漲、菜農上吊的事不只一次發生,為什麼?中間流通環節的成本過於高昂,而且成本往往由種植戶最終承擔。有兩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商業流通領域整個缺少規範,缺少有效地管理。第二,地方政府亂設卡,“三亂”現象特別嚴重,亂收費,亂設卡,亂罰款等等這樣的現象頻發。當然,國家三番五次掀起聲勢浩大的治理運動,但是常態治理存在著嚴重的缺失。因此,從保護農民切身利益的角度,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我們一方面要完善,比如要提升整個農民在市場層面的博弈權,博弈能力,提供足夠的支持,對這方面,比如能不能形成新型農村合作社,比如説能不能大量推廣農超對接,能不能把公司加農戶這樣的一種新型的種植和運營模式進一步推廣,形成某種制度,都是未來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事情。當然,更重要的是將惠民政策真正落實到位,必須對行政部門亂收費的現象,或者背後的利益鏈條進行嚴格的治理整頓,為農民利益修築真正制度的防火墻和監管的防火墻。[詳細]

陳乃醒:改變三農問題 分産到戶的經營方式一定要改革

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

  陳乃醒:這個問題應該放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來看這個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你多收三五斗那種小規模的生産方式,那麼三五斗的多收是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礎上,那麼現在我們就是基建、劃分、水利、人工等等這些投入。綜述在這些基礎上投入的基礎上的多收的三五斗,那麼如果大家都多收三五斗,或者就他本身來説,他這個利潤空間不大。

整個社會也會隨著我們經常看到,市場供應就走向了這樣一個怪圈,多了價格就要下降,意思是第二年就會少種,少種了以後價格上升,又促使多種。這樣子惡性循環,這個往復不止已經多年了。如何改變這個問題,我認為一定要改革我們現在的分産到戶的這種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

現在好多地方組織了現代農業生産合作社,這種新型的農業生産合作社,它和過去的那種人民公社時期的那種是本質的不同。因為它過去的那種是吃大鍋飯的,而現在是市場化的經營,這一種市場化的經營就使得這一種農業生産根據市場的需求來佈局,而且它也有力量能夠做到産量比較穩定,市場供應比較穩定,比較平穩,同時可能在這個基礎上,價格也就可能平穩了,這是一條路。[詳細]

王志安:單靠農産品增産來增加農民收入的思路是錯誤的

中央電視臺專職新聞評論員

 王志安:所謂增産不增收呢,這個裏頭最重要的一點,從結構上來講,我們的農業生産效率跟整個工業比較起來,跟服務業比較起來,它還是相差很遠的,而且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看,農産品的生産效益跟工業都是沒法相比的,這是結構性的問題。然後呢,這裡頭呢,讓農民增收,我覺得需要從幾個方面去做文章,第一個就是説農民有他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産性收入,有幾大方面,也包括農業生産的收入了。那工資性收入呢,就需要把農民逐步的吸納到所謂的工業生産過程中,也包括服務業裏面去。那麼這裡頭呢,過去是主要靠所謂農民工進城,現在政府可能需要創造更多的條件,可以讓農民在本地就業。那麼他工資水平提高了,他這一部分的收入可能就提高了。經營性收入呢,這裡頭呢,其實包括他們農村、農民自己的創業,農民實際的本身,在市場中應該就是一個企業家,他雖然一家一戶,那麼這個企業家,如果你要是把他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的話,他的創新能力也是不可低估。我前一陣去蘇南去看,他們那邊農民通過養羊,然後比如説,還要種桑樹,養蠶,他們所獲得的受益啊,其實都是相當高的。那個養羊戶有的時候一年,一家一戶可以收入一二十萬塊錢,這就是經營性收入。還有財産性收入,財産性收入的話,那麼其實就是説,怎麼能夠讓農民能夠分享到,因為財産增值所獲得的受益。他們在那搞的一個實驗就是説,把村集體資産,因為增值,所獲得的受益股份化。就是村集體資産股份化。那麼這個股份化呢,就相當於一個村莊變成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當然,它叫股份合作社。

那麼這個股份合作社就每年分紅的。那這個分紅受益,其是就是財産性收入。還有一部分收入就是轉移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呢,説白了就是通過政府的財政轉移,使農民獲得跟我們城市居民大致相當的這樣一個所謂的公共服務水平。你比如説,我們現在城市跟農村比較起來,我們在醫療,我們在上學,我們在比如説享受城市的普通的,城市交通這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服務水平相差很遠,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在城市裏,有人給我們運垃圾,但是在農村裏邊沒有人運垃圾。對吧,因為他的公共服務沒有輻射到那。那麼現在,其實在發達地區,政府就開始逐漸推行,城鄉一體化,就是把這個所謂的農村的這個公共服務的這樣一個開支,逐漸納入到整個政府的財政開支裏面去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關於農民的醫保,關於農民的社保,也逐漸的推行城鄉一體化。現在在江蘇省的蘇州地區,無錫地區,就已經基本全面推行所謂的城鄉的醫保一體化了。就是不管你是農村的村民,還是城市的居民,你享受的醫保是一樣的,一體化的,沒有差別的。那麼社保如果將來也在推行一體化之後呢,那麼實際上,農民就不會因為他們身份,所受到歧視。那麼這一部分呢,其實對他的整體收入提升也是非常大的。在我看來呢,單純依靠農産品、農作物所謂的增産的來增加農民收入,這種思路本身就是錯誤的。[詳細]

孫林:農民增産不增收原因有四 應建立風險基金

農民日報社總編輯

問題在什麼地方呢?一個,為什麼有的時候漲價、增産,農民沒有增收?大概有幾個情況,一個是成本,生産成本加大。生産成本裏包括很多農資,化肥、農藥等等都在上漲。農民好不容易豐收一點了,甚至價格還算可以,但是這些收入比不過農資收入,或者説增長的生産成本,包括用工,現在的價格也是很貴的,把這些成本,假如增産了,價格也會提高了,假如再加了100塊,但是現在成本加起來有可能也是100塊,有可能100多塊,有可能是80塊、90塊,增加的成本低於可能增加的收入,就能夠多落一點,假如掙了,不能多掙,假如還高,你可能還會賠,這是直接生産成本。第二,流通環節,環節很多,運輸的環節,有的甚至於到超市的門檻等等。運輸的環節,流通的環節很多,成本也在加大,這也加大了農産品成本,農産品最後的價格成本。再一個,有些時候還有自然災害的影響。當然,自然災害肯定會影響增産。自然災害的影響也在農産品的多和少,價格高和低,農民是否增收的問題上,也是有影響的。另外,還有一些是遊資,一些資本的炒作。[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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