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剛：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有三方面前提 需調整整體稅制

《財經》雜誌新任執行主編

收入分配是中央在十七大以來一直提出和強調的問題，同時也是當下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之下，必須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在我看來，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有幾個基本的前提。第一，我們應該充分地強調充分就業，人人有工作是解決收入分配的大前提，哪怕最貧困的人群也能夠基本自食其力。同時，由於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得勞動力的供應相對比較緊張，這樣有更好的技能和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可以有更好的談判能力，或者更高的收入。所以，充分就業是保證勞動者收入分配相對合理的一個大前提。第二點，我認為適當的稅收的調節。應該看到這兩年個稅的起徵點的調整，確實使得一些低收入人群不再成為納稅的主體。但是更重要的調節還沒有實現，就是總體稅率的下降，中國實行累計稅率，從不到10到45%。收入越高的人，他們需要交的稅越多。美國最高收入的人群，在稅改之前要交的稅率就是百分之十幾。相對而言，我們的稅收政策其實不太鼓勵向中等或者高收入人群的發展，對整個社會收入的提高是沒有好處的，並且容易造成誘導性的偷稅漏稅。第二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整體稅收體制的改變。除了要交很高的個稅，事實上在消費産品購買服務當中，承受了很多增值稅、營業稅等等各種各樣附加稅廢。有人測算，月收入一萬的人可能最終交的稅超過一半，我覺得這個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今天的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像2011年已經接近10萬億，過去將近十年，每年的財政收入的增長都是超過20%，甚至超過30%，而同期勞動者的居民收入，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都在10%左右，甚至低於10%，顯然這裡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而個人收入增長過慢，我認為這裡有很大的結構性減稅的空間，比如説整體以2011年為例，在十萬億財政收入的情況之下，整體結構性減稅5000億，甚至減稅一萬億，有沒有問題呢？我認為沒有大問題。當然，這裡要設計的，在總數情況之下，要想清楚針對誰來減稅？是針對富人減稅還是針對中産階級減稅，是針對國企減稅，還是針對更有就業和創造能力的中小企業、私營企業減稅？

對於壟斷者，佔據資源優勢的人或者企業，不是減稅的重點。而相對弱勢的，處於被動局面的個人和企業，應該是我們減稅的重點。最終要通過稅收的方式，能夠進一步調節收入的差距。當然，第三點，第三次分配是需要靠慈善和公益。我認為應該鼓勵更多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的出現，讓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的慈善事業當中去，進而對於弱勢人群，貧病老弱人群有更多的幫助，讓他們能夠適當地解決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在收入、稅收和公益三個方面同時著手的話，經過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應該得到很大的緩解，我對此保持充分地信心。[詳細]

二孫林：正視貧富差距 持續健康地調整分配結構

農民日報社總編輯

貧富懸距大這是個事實，從這個角度來回答。怎麼看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個階段的必然，具有階段發展特徵的。比如説舉一個例子，曾經提出過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提出這個？大家都不富裕，總得社會還要發展，有本事的、有能力的，假如限制他發展，限制他富裕，大家都是平均主義，都是平均的貧困，這個社會是很糟糕的，因此，那個時候鼓勵有能力的人、有本事的人可以先富起來。他富起來之後，一個人富起來，一個單位富起來，好像一個地方富起來之後，他自然而然一方面是局部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會逐步帶動和關聯很多人，很多方面的經濟發展，這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規律。

在我們這個國度裏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我們國家這幾年發展應該這麼來，這幾年的發展很快，經濟的增長，總量的增長，很多行業的快速發展，很多品牌的産品，市場經濟不斷在推進，這是事實。既然承認這個事實是必然，而且它是建立在市場體系下的，不管完善不完善，是在市場體系下的，就必然會出現有領頭羊，有發展快的，有發展慢的，必然是這樣的。發展快的，因為他有這樣的機制，有這個市場的競爭機制，也有市場的運轉機制，也有市場分配機制在裏面，必然會出現行業與行業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包括人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但是整體上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作出了貢獻的，現在很多現象貧富差距太大了，怎麼辦，是不是把多的拿過來一點，殺富濟貧了，那也不行，我們還應該走正常的發展道路，人家發展的應該承認，應該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有貢獻的，要這麼去看，現在的差距應該這麼看。當然，這裡還應該怎麼看？逐步逐步現在開始，現在國家發展必須要在世界上有我們的地位，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指標。當然，我們要綠色發展，要健康持續發展。現在發展到今天這個時候，我們提出了這樣重要的命題也是正確的。剛開始經濟發展實力太差，經濟太落後的情況之下，要很好的發展經濟，窮了就要捱打，這樣的歷史教訓，難道不值得國人吸取嗎？因此，不能目光光是盯著發展起來的地方，應該説這是我們的成績。無非是發展到今天開始之後，我們要更多的思考一些問題了，一個應該更加健康持續的發展，第二，要調整分配結構，第三，要更加重視中低收入者人群了。是不是應該到了這個階段了。

這個時代已經到了，並不是現在光是對經濟作出貢獻了，差距大了，我就認為差距越大越好，沒人這麼認為，我們國家沒這麼認為。我們應該要縮小差距，但是縮小差距的辦法要探討，要去研究，在整個發展階段，要去研究怎麼分配格局，理論上是對的，怎麼調整？用什麼辦法調整？增加就業，擴大生産，提高競爭力，提高素質，多種方法，加上政策的投入，社會的廣泛參與和支持，自身也得努力，結構上、政策上、稅收上，其它政策，分配機制上，採取這樣的辦法，我是這麼看這個問題的。[詳細]

三石述思：社會保障欠帳太多 分配不應重資本輕勞動

資深媒體人、工人日報要聞部主任

一個國家的分配主要三個層面。你談到這個叫收入分配問題。我們國家執行了一個政策，因為國家是窮國，最初改革開放的時候是重效率、輕公平的。在分配上確立了一個分配製度，重資本、輕勞動，以至於導致1978年到2000年這麼一個區間，勞動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從50%以上下降到30%多，下降的比例特別大。國家大發展跟普通勞動者沒什麼關係，越來越窮。而這個現象是近些年曆次兩會熱議的，是歷次兩會熱議的核心民生話題，但這個比較複雜，要解決起來，比如國家也不斷地推出收入分配的各類解決方案，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也在充分地調研、論證，什麼原因呢？收入分配是雙軌的，跟我們的社會保障一樣。什麼叫雙軌的？有財政撥款的一塊，有市場定價的一塊，勞動。財政撥款，公務員、事業單位，是一條收入分配體系，企業職工有市場定價，又是一個服務體系。雖然各地政府這些年不斷地提升最低工資標準，來保障普通勞動者的基本收入分配權益，但是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勞資更加平衡的工資協商制度，來實現公平博弈，改變輕勞重資的傳統格局，跟勞動者賦予博弈權，比給他建立最低工資要強的多，這是根本的。因為在市場中他沒有博弈權，現在是有部分農民工用腳投票，但有大部分工人還在超時加班，在整個分配的蛋糕過程中，幾乎任人宰割啊，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今後核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一次分配出現問題，二次分配也出現問題。國家收完稅以後，應該體現公共服務，去大量推動公共服務事業，比如説完善六個保障，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住房，但這些年欠帳太多，錢都用來“三公”消費了，錢都用來建設樓堂館所了，養老金空帳運行1.3萬億，寅吃卯糧，住房欠帳纍纍。最近才三千六百萬套，才提出這麼一個規劃，醫療保障也是欠帳很多。還有一個，社保不平衡又拉大了收入差距分配。第三次分配還有問題，為什麼老百姓被剝奪感強？還有一個救助渠道，社會公益慈善，三次分配，調節貧富差距。三次分配是政府主導，“郭美美”事件把慈善的很多短板暴露無遺，社會化慈善又沒有法制的護佑，很難獲得長足的發展。余次，三重門帶來了公眾對收入的普遍焦慮、憤怒。當然，我們相信這樣的問題正在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在未來的日子裏肯定會下大力氣加以解決，讓我們全情期待。[詳細]

四王志安：減稅是縮小貧富差距最好的方式

中央電視臺專職新聞評論員

貧富分化分化的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美國的經濟學人雜誌，曾經把美國的財富分配狀況也做過一個統計，發現美國財富分化的水平比我們中國還要嚴重，也就是説，大概就是0.4%佔有了70%到80%的財富。而最窮的，60%的人，大概佔整個社會的財富水平也不到20%，非常低這個比例。那麼，也就是説市場化，本來就會帶來貨幣意義上的財富分化，為什麼呢。因為市場對企業家來講是沒有邊界的。你只要是一個企業家，你因為生産出來一個産品非常好，非常受歡迎，市場對你的獎勵是沒有邊界的。你可以獲得，理論上來講，你可以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那麼普通的工薪階層裏，所有人獲得的受益都是有限的。對吧，所以就這兩者之間，所形成的分配機制就一定會導致，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分化會逐漸拉大，那麼我個人認為，這是市場的本質帶來的，不是只有中國才有。那麼問題是在中國有幾個情況需要注意，第一呢，很多人認為這個貧富分化，它不是一個市場本身的差異造成的，人的能力差異造成的，是因為有些人通過權力，通過其他方面獲得的，其他人難以有這樣的機會來獲得，他們對這點表示不滿，這一點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個人認為，在今天的中國也有大量的企業家，是通過給普通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務支付的，比如説像馬雲，馬化騰，這些企業家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們的財富就非常高啊，所以説分化本身是正常的。

解決貧富分化問題我認為通過減稅的方式更好，因為福利本身你徵稅有成本啊，我們每收入一塊錢，有3毛5分錢是徵稅成本啊，然後你在返還出去，還有使用成本啊，真正能落實到我們每個人身上可以使用的，可能連3毛錢都不到了。那麼你要考慮這個使用效率啊，其實減稅是最好的方式。[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