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兩會前夕，中國網絡電視臺“中國理想”節目組記者就當前社會保障方面的熱點問題採訪了《財經》雜誌新任執行主編何剛先生，以下為文字實錄：

　　記者：關於收入分配，認為是中産階級收入和稅收都有很強的壓力，如何增加收入分配？

　　何剛：收入分配是中央在十七大以來一直提出和強調的問題，同時也是當下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之下，必須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在我看來，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有幾個基本的前提。第一，我們應該充分地強調充分就業，人人有工作是解決收入分配的大前提，哪怕最貧困的人群也能夠基本自食其力。同時，由於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得勞動力的供應相對比較緊張，這樣有更好的技能和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可以有更好的談判能力，或者更高的收入。所以，充分就業是保證勞動者收入分配相對合理的一個大前提。第二點，我認為適當的稅收的調節。應該看到這兩年個稅的起徵點的調整，確實使得一些低收入人群不再成為納稅的主體。但是更重要的調節還沒有實現，就是總體稅率的下降，中國實行累計稅率，從不到10到45%。收入越高的人，他們需要交的稅越多。美國最高收入的人群，在稅改之前要交的稅率就是百分之十幾。相對而言，我們的稅收政策其實不太鼓勵向中等或者高收入人群的發展，對整個社會收入的提高是沒有好處的，並且容易造成誘導性的偷稅漏稅。第二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整體稅收體制的改變。除了要交很高的個稅，事實上在消費産品購買服務當中，承受了很多增值稅、營業稅等等各種各樣附加稅廢。有人測算，月收入一萬的人可能最終交的稅超過一半，我覺得這個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今天的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像2011年已經接近10萬億，過去將近十年，每年的財政收入的增長都是超過20%，甚至超過30%，而同期勞動者的居民收入，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都在10%左右，甚至低於10%，顯然這裡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而個人收入增長過慢，我認為這裡有很大的結構性減稅的空間，比如説整體以2011年為例，在十萬億財政收入的情況之下，整體結構性減稅5000億，甚至減稅一萬億，有沒有問題呢？我認為沒有大問題。當然，這裡要設計的，在總數情況之下，要想清楚針對誰來減稅？是針對富人減稅還是針對中産階級減稅，是針對國企減稅，還是針對更有就業和創造能力的中小企業、私營企業減稅？

　　對於壟斷者，佔據資源優勢的人或者企業，不是減稅的重點。而相對弱勢的，處於被動局面的個人和企業，應該是我們減稅的重點。最終要通過稅收的方式，能夠進一步調節收入的差距。當然，第三點，第三次分配是需要靠慈善和公益。我認為應該鼓勵更多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的出現，讓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的慈善事業當中去，進而對於弱勢人群，貧病老弱人群有更多的幫助，讓他們能夠適當地解決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在收入、稅收和公益三個方面同時著手的話，經過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應該得到很大的緩解，我對此保持充分地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