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法制辦起草了《杭州市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築保護條例（草案）》。草案刪除了“鼓勵國內外組織和個人購買或租用歷史建築”這一細則。並規定對擅自遷移、拆除歷史建築的單位處以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個人處以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8月5日《青年時報》）

　　俄國作家果戈理説：“當歌曲和傳説已經緘默的時候，建築還在説話。”但如果在杭州城，讓這些古老建築“不再説話”的時價也只是50萬封頂的時候——50萬，夠買幾平米杭州的房子呢？這個罰單嬌嗔的保護條例究竟算是保護文物，還是放任損毀呢？

　　這個問題不能苛責地方法規。事實上，這恰恰是諸多城市在保護歷史文物上的“法力有限”。今年7月24日，武漢發佈保護文物的草案，其中明確規定，擅自拆除優秀歷史建築最高罰50萬元。再往前看，2007年6月，《寧波市文物保護點保護條例（草案）》也規定“未經文物部門勘探就擅自進行工程建設造成嚴重後果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可以説，50萬元最高罰款限額，幾乎成了每個城市指向文保亂象的最後一把尚方寶劍。遺憾的是，劍未出鞘，力已綿柔。

　　相較于不少歷史建築所在地塊數以億計的土地拍賣款，區區50萬算得了什麼呢？難怪有官員直言：“開發商拿著50萬罰款，就能買到拆毀文物的豁免權。”此類尷尬，皆來自於上位法的“不思進取”。因為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等，若不構成犯罪，均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責令改正，造成嚴重後果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上位法如此悖謬，地方法規綿軟乏力也就不足為奇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於各類建設活動。城市化每進一步，文保的空間往往就退後一局。歷史建築消失于公共事件的口水中，肇事者大抵安然無恙，不斷重申的區區“50萬元”又能嚇唬誰呢？文物建築與商業開發的對壘，猶如環保生態與經濟民生的矛盾，與其説這是一些不可調和的問題，不如説是個別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短時思維與科學發展的角力。

　　不可複製的文物，是歷史的妙手偶得。珍視還是揮霍，不僅是一種姿態的考量。50萬是歷史建築邁不過的一道坎？這個問題，亟待相關法規審慎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