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發佈。意見稿提出，要實行醫患雙方簽署協議書制度，患者入院時要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不收、不送紅包”協議書將納入病案管理。（8月2日《新京報》）

　　訂下一紙協議，約束醫患雙發共拒紅包，當然是可觀的一幕。業內人士的樂觀展望，也勾勒出未來的美好圖景。只是，但凡對現實有所熟稔，就難免生疑，盲目樂觀會否太過輕佻？當具備強制力的反賄法律、職業條例，都無力杜絕紅包收送，訴諸於契約形式與個人恥感的“簽字允諾”，真能擔起厚重期待嗎？須知，“癥結”有深淺之別，用一劑補藥根治已入膏肓之症，未免是奢望。

　　“醫生收紅包”成頑疾，根本原因或許是醫患關係的深層病變——“不送錢”，患者難以心安，覺得醫生會穿小鞋；“不收錢”，醫護人員也顯異類。可以説，在表面的“服務者—被服務者”關係之外，另一種隱秘的規則已建立。這個“潛規則”默認，某些醫生貪婪、功利，並間接向患者索要“額外付款”。

　　“協議書制度”，恐怕無力扭轉上述的錯亂。一方面，它只是一種柔性方式，倡導性大於實質；另一方面，即便有醫生、患者“背棄諾言”，醫院也難援引“協議”開出罰單。總不能有病人送紅包，就列入黑名單不予救治吧？當然，收紅包的醫生，或為之付出代價——但這又與“協議書制度”有何關係呢？畢竟，“協議書”既沒有增加有效監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懲戒的整體架構。

　　“雙向簽字、同拒紅包”，這一畫面感、莊嚴感極強的嘗試，最大意義在於著力喚醒從業者的職業尊嚴。眾所週知，當“收紅包”成為公開的秘密，從眾沉淪、融入濁流，儼然是每個醫生的唯一選擇。此刻，堅持操守的壓力，遠遠大於隨波逐流。而引入“協議書制度”，至少增加了一個供人反省的環節，“何為對、何為錯”的價值判斷，在一遍遍的重復“簽字”中，有望得到矯正，直至最終步入正軌。

　　推廣簽署“協議書”，無疑是“以行為反塑認知”。至於能否成功，誰也無法預判。因為，總有些人，“做著做著自己就信了”；另一些人，“從不相信自己所做所説的一切”。那麼，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紅包”醜態，總該有些附加動作才是——唯有剛性約束的強化，輔之以柔軟的人心力量，醫患關係最終優化才真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