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發佈。意見稿提出,要實行醫患雙方簽署協議書制度,患者入院時要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不收、不送紅包”協議書將納入病案管理。有公立醫院人士表示,雙向簽字拒絕紅包,是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起碼要求,此舉實施後,對備受公眾詬病的“收紅包”現象可得到有效遏制。(8月2日《新京報》)

　　訂下一紙協議,醫患雙方共拒紅包,當然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一幕。業內人士的樂觀展望,也進一步勾勒出了一幅未來的美好圖景。只是,但凡對現實有所了解的人們,難免還會心生疑慮:系統的、具備強制力的反賄法律、職業條例,尚且無力杜絕紅包收送,僅僅依靠道德約束力、雙方契約形式與個人羞恥感的“簽字允諾”,真的能擔起如此厚重的期待嗎?須知,“癥結”有深淺之別,奢望于用療治“皮毛之傷”的方法,根治病入膏肓之症,總歸是有些浪漫了……

　　醫院之內,“紅包”竟成屢禁不絕的頑疾。根本原因或許源於醫患關係的深層病變:“不送錢”,患者難以心安,甚至不相信醫生會全力救治；“不收錢”,醫護人員極易成為異類,甚至令自己的患者惴惴不安。可以説,除表面上的“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關係之外,另一種隱秘的、普遍的規則體系早已悄然建立、蔚然成風。這個“體系”的默認,觸發了某些醫生貪婪、功利、敗德的心理,並據此要求患者“額外付款”,購買他們本應得到的“治療”。

　　顯然,“協議書制度”,無力扭轉上述種種錯亂。一方面,它是一種柔性的、無法律效力的書面儀式,象徵性的倡導大於實質性的實施；另一方面,即便有醫生和患者“背棄諾言”,醫院也難以根據“協議”開出罰單。總不能病人送紅包,就將其列入黑名單不予救治吧?當然,收紅包的醫生,事發後或會付出代價——但,這又與“協議書制度”有何關係呢?畢竟,“協議書”既不是增加有效監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追責、懲戒的整體架構。

　　“雙向簽字、同拒紅包”,此一畫面感、莊嚴感極強的嘗試,最大的意義應在於努力喚醒從業者的職業道德。眾所週知,當“收紅包”成為公開的秘密,此刻,堅持操守的壓力,遠遠大於“隨波逐流”。由此觀之,引入“協議書制度”,最樂觀的期望是,增加了一個時時反省、自我宣示的環節,“何為對、何為錯”的價值判斷,在一遍遍的重復“簽字”中得到矯正。

　　推廣簽署“協議書”,無疑是“以行為反塑認知”的一次嘗試。至於能否成功,誰也無法預判。因為,總有些人,“做著做著自己就信了”；另一些人,“從不相信自己所做所説的一切”。那麼,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紅包”醜態,還是要靠“主藥”調理——唯有繼續深化醫改,並強化剛性約束,輔之以柔軟的人心力量,醫患關係最終優化才真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