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思明

　　今年下半年，全國全面啟動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工作。昨日，衛生部發佈《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意見稿提出，患者入院時要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2012年8月2日《新京報》）

　　表面看來，此次衛生部發佈《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其目的在於遏制醫生收受紅包的亂象，但在當前醫患雙方地位不等和缺乏法律監管的現實語境下，如何規避此類現象的發生，僅僅依靠醫患雙方的“雙向簽字”還遠遠不夠。

　　長久以來，在醫患雙方的辭典中，紅包收受素來是二者所達成的“心理默契”。一方面，患者家屬在“不送紅包內心擔憂”的心理作用下不得不遵循這個潛規則，另一方面，由於長期以來紅包收受並沒有法律的制約，醫生是否收受紅包，也似乎僅僅依靠其自身的道德素養。

　　可遺憾的是，在2006年醫療領域商業賄賂專項整治中，有關醫務人員收受紅包是否構成受賄的廣泛爭論，卻由於在法律方面沒有對醫務人員商業賄賂進行明確的規定，更不可能有量化治理的標準。然而，2009年的一份“産科醫生年入紅包14億”的數據調查，似乎早就勾畫出因缺乏律法制約所導致的紅包氾濫。

　　所以説，想要改變這樣的局面，既要打破醫院倡議依賴設定的紅包潛規則，也應該從立法方面儘快對紅包收受的行為作出有效懲處。一如之前我們所擔心的那樣，以“雙向簽字”防止收受“紅包”的做法，在實際操作中，因缺乏第三方監管的“二人協定”很有可能伴隨造假行為的發生。

　　事實上，對於患者家屬而言，送紅包本應是想尋求一種心理平衡，而即便是醫生不想接受，他也可能會想盡方法達成目的。因此我們可以説，如果不改變當前患者處繼續于弱勢的現狀，即便是採取簽字的效用，也難以讓紅包文化的歸於沉寂。

　　總而言之，一反常態的倒逼紅包制度改革可能還面臨巨大考驗。也因為如此，整治“紅包”收受行為的發生更應該從患者角度和實際操作中講求實效。不可否認，擬訂《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面臨著諸多疑惑，既要一個徵求民意和反復的修訂過程，也還應從醫療制度本身的自凈著手。

　　一項好的指導意見，必須要符合實際操作，否則就會被淪為一紙空文。有鋻於此，紅包收受現象的治理不僅要從以道德自覺的方式予以避免，更應該從消除醫患地位不對等的現實考慮，同時提高患者對醫生的認知度，消除不送紅包的恐慌，並引進法律嚴懲紅包行為，才能夠讓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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