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規範診療服務行為，防止收受“紅包”、回扣、過度檢查治療、亂收費等損害群眾利益問題的發生，衛生部在日前發佈的《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中提出，要實行醫患雙方簽署協議書制度——患者入院時，要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協議書納入病案管理。（8月2日《新京報》）

　　杜絕“紅包”就強迫醫患雙方簽署不受、不送協議書？這與依靠誠信承諾書來杜絕高考作弊，以廉政宣誓來根除官場腐敗的邏輯何其相似。問題是，這種做法真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嗎？

　　醫生看病收紅包，這是廣為輿論所詬病的醫療領域“潛規則”，之所以久治難愈，甚至愈加嚴重，一者在於醫生的付出與收入嚴重不相稱。據《中國藥物經濟學評價指南》專家組成員、復旦大學程曉明教授的研究，全球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大致在社會平均工資的2至3倍之間，而我國醫生收入卻僅為平均工資的1.3到1.8倍。與此同時，其所承擔的工作量卻大大超出外國同行。這不僅易於誘發醫生群體的職業挫敗感，在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時代，還容易導致醫生出於物質利益的考量，背離職業道德而選擇“為五斗米折腰”。

　　二者，患者對於現行醫療衛生體系公平性的質疑，也促使他們在遇到突發情況時，選擇通過送“紅包”等方式獲得對於醫療資源的優先佔用。調查顯示，九成受訪者覺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術或住院時，應該給醫生送紅包。很多人即使再不情願，也覺得“不送紅包，心裏不踏實”。這種不信任心理如果得不到改變，甚至被推向極端，就容易出現此前發生在江西高安的，醫生退回車禍患者家屬紅包，卻被誤以為得了肇事車主好處而遭到毆打的“杯具”。

　　由此可見，“紅包”現象並不純粹是一個個體層面的道德問題。事實上，今天許多職業領域出現的道德失范，其背後都有著深層次的制度原因。單純依靠道德呼籲很難徹底地解決問題，遑論是用簽協議書這樣流於形式，甚至有些弱智的方式。

　　要想真正杜絕“紅包”氾濫，一方面應不斷提高醫護人員的收入水平，實現其付出與收入之間的平衡，使之無需為生計原因而拋棄懸壺濟世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還要增加醫療資源的供給量，並努力做到資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公開透明，以此消除患者的焦慮心和不信任感，從而營造出一種“醫生不願收、患者無需送”紅包的良性就醫氛圍。而要實現這一點，唯一的途徑就是不斷增加財政對於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換言之，“政府養醫”才是打造廉潔公立醫院的正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