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者，恒久之道也；“權”者，應變之策也。以原則維護根本、指引方向，用應變照顧當下、解決問題。領導幹部只有做到有“經”有“權”，才能更好地實現科學發展、社會和諧。

　　有“經”無“權”，過分拘泥于抽象的概念原則而缺少現實關懷，這其實是教條主義的表現。在當今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面前，如果不能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政策就可能淪為懸浮于現實之上的文本。拿政府如何面對媒體來説，身處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自媒體時代，如果還抱持“沉默是金”的觀念、墨守“我説你聽”的做法，就可能在與民眾期望的賽跑中落後、在需要及時公開信息的關口失語。

　　有“權”無“經”，只看到事物的特殊性而不顧客觀規律的普遍約束，甚至以特殊性為由突破社會底線、違背公序良俗、踐踏法律原則，就會墮落為詭辯虛無的相對主義、左右逢源的騎墻哲學。在複雜而深刻變化的現代中國，一個地方固然有其特殊情況和地方特色，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依法行政的治理原則，卻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背離的。以徵地拆遷為例，每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城市規劃和發展抱負，但不能以此為由違法違規強徵強拆，否則必然會引起社會關係的緊張，得不償失。

　　有“經”有“權”，説到底是有原則地應變，保持體制連續，在具體機制上尋求創新突破，是一種漸進式、增量化的改革路徑選擇和適應性變遷。30多年來改革創新的實踐中，保持農村土地集體産權的原則不變，改革土地的經營結構、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社會主義本色不動搖，同時發展多種所有制的經濟形式，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原則地應變，“變”中有堅持，“不變”中開新路，這正是有“經”有“權”的辯證法。

　　在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往往難以預期、始料未及，各個地方發展階段不平衡，同一個地方不同的發展時期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這尤其需要領導幹部做到有“經”有“權”，在堅守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與時俱進、創新機制、優化思路，讓政策之光照進現實。

　　有“經”有“權”，是毛澤東“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鄧小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光輝思想的具體體現。做到有“經”有“權”，需要制度建設保駕護航，建立健全的問責機制，用制度來守護法律原則、捍衛社會底線；同時也應該有包容失敗的雅量、鼓勵探索的態度，那樣才會激發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探索勇氣。

　　有“經”有“權”，既需要堅持原則不動搖，也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領導幹部只有在社會管理中更好地做到有“經”有“權”，才能統籌解決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從而為經濟社會謀發展、為人民群眾謀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