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今日召開新聞發佈會，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通報農民工、勞動關係協調和權益保障工作進展情況。尹成基介紹稱，截至6月底，全國有16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9.7%。目前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15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市（14元）。（7月25日中國新聞網）

　　有關工資的話題向來令人糾結，譬如最低線的突飛猛進，又或者平均水平的火速發展——儘管這些數據或許準確無虞，但因為前者普惠的是最底線的部分人群，而後者又可能因最前面的領跑者強力拉升，結果就是最大多數的“中間分子”深感自己拖累了“平均水平”，每次面對薪資上漲的均值，都有些或多或少的被拋棄感。正因如此，這已經不是一個“統計口徑”可以解釋的困局。

　　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1367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同比名義增長13.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個百分點。這樣的數字，顯然是振奮人心的。因為7月13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上半年的經濟數據，GDP同比增長首次破8，回落至7.6%。換言之，即便扣除物價因素，城鎮居民上半年的收入增速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速。這在歐債危機步履沉重、美國經濟復蘇放緩的背景下，棋到中局的中國經濟確實面臨外需與內需的困境，無論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杞人憂天，以工資為代表的民生福祉增長確實面臨諸多不利因素——能有這樣的成績單，足以令人鼓舞。

　　真正的問題是，因為缺乏薪資結構上的優化，美好的平均水平可能依然難以惠及最大數量的“中間分子”。一方面，數字難以掩飾收入分配上的舊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11年出版的研究叢書《國民收入分配困境與出路》對現行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當前在收入分配領域存在“勞動報酬偏低且佔比下降”等四大問題，這些問題的直接受害者不是最富裕的群體，也不是薪資最低的群體，而是本該成長為“橄欖”部分的中間階層；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失調後，以財政主導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代表的三次分配一直未能查漏補缺。從1978年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這跟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對比，遺憾的是，財政用於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彈性過大，慈善捐贈等三次分配機制又連年遭受公信力危機，在工資收入中失去的“分享”部分，一直未能在其他層面上補償回來。結果就造成了平均工資再實際生活中縮水感明顯。

　　儘管“最低線”上的每次調整都深具眼球效應，且基數低、效果明顯，但工資調整不能總是普惠在“最低線”上。畢竟，中間階層是更為龐大的部分。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經啟動，然而，近幾年與戶籍改革一樣，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既有技術上的事實難度，也有利益上的人為難度。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所言，“不要指望一夜之間便能夠扭轉三十年來形成的利益格局，便可以規範三十年來逐漸失范的收入分配現象”。好在高層已經意識到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性與重要性，而眼下的經濟增速放緩更為收入分配等改革提供了背景與契機，危機中為民生增益尋找生機、為體制優化尋找轉機，改革發展的成果次才能真正普惠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