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退回車禍患者家屬的500元紅包，卻被誤以為得了肇事車主的好處。醫生鋻於傷者已治愈，給出“可以考慮出院了”的建議加劇了這種猜疑。而在醫生按照正常醫療規程，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藥並囑咐病人出院後，患者的兩名家屬在醫院門口堵住醫生，將其頭打破。目前，公安機關已抓獲一人，另一人在逃。（《新法制報》7月26日）

　　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在筆者看來，不僅僅是“醫院院長十分遺憾”，恐怕連社會和公眾都感到尷尬和遺憾吧？但這一事件是孤立的嗎？是偶然的嗎？

　　放在整個醫患信任缺失嚴重的社會大背景下，審視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有著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當下，醫患之間的利益衝突使得患者開始懷疑醫院和醫生的誠信。一方面，許多醫生為病人治病，是著眼于病人口袋中的錢。而病人則視看病為自身的消費，是出錢購買醫生的服務，一種消費關係、合約關係取代了信任關係。既然是買賣，則需要彼此防範。於是，醫患之間便開始相互猜疑，彼此防範。醫患雙方都被經濟利益驅使著，經濟的考慮動搖著道德的底線，沖淡著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情感，充滿人文關懷的醫療活動被扭曲。由此，醫患之間信任危機不斷加深，衝突不斷顯現，所謂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既是信任缺失的表現，也是信任缺失的結果。

　　有調查顯示，近40%的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程度一般，甚至是不信任。而就醫生來説，一個觀點同樣證明了信任危機的尷尬：過去病人只要有1%的希望，醫生都會竭盡全力去搶救，現在醫生即使有90%的治愈把握都可能不敢動手術。可以認為，這是一種相互傷害、相互不理解的過程，而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在筆者看來，就是一個“互害”的結果，是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的結果。

　　但常識告訴我們，病人之所以要信任醫生，把自己的健康託付給醫生，用社會學觀點來説，這是患者理性選擇的結果。道理很簡單，如果病人不信任醫生，他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健康託付給醫生，那麼醫患關係也就無從産生。由此可見，醫患信任還是醫患關係形成的現實基礎。可以説，醫患信任首先是患者出於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的考慮，經過理性思考和選擇而産生的對醫生的信任。但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則顛覆了這一邏輯。也就是説，醫患之間的“互害”是信任缺失的必然。

　　因此，就筆者的看法，惟有信任的重建，才能避免醫生退回紅包被患者家屬打破頭之類現象的上演。這當然有賴於醫患雙方的換位思考與相互溝通、恪守利益邊界、履行各自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應實現兩重救贖，一是醫患雙方的換位思考，避免相互猜疑心理的出現和蔓延，重建信任；二是制度救贖。如果醫生能夠按照行業規範和基本要求行醫，贏得患者的信任，那麼患者和公眾對醫護人員的信任又經常普遍化為對其醫療機構、醫療制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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