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但推進起來仍然比較困難，您認為問題集中在哪？應該如何解決？

　　趙長保：我認為最突出的問題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沒有跟上。在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下，我們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等，都是面向原有的城市居民來規劃和建設的。面對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它們就招架不住了。公共資源有限，農民工涌入以後，城市居民肯定會有一種被剝奪感，這會通過各種方式錶現出來；另一方面，農民工進城以後，也會感覺到來自城市居民和管理者的不公平或者區別對待，覺得心裏不舒服。

　　消除這個隔閡，需要政府和個人的協作。這個局面，並不是城市居民或者農民工哪一方的錯誤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我們的公共服務的理念方式、基礎設施建設的強度和水平，都要及時做一些調整，有預見性地做一些規劃，來適應未來發展的趨勢。最後，基層的社區、勞動部門、民間組織和媒體，應該在農民和市民之間多做一些溝通和潤滑的工作，增進彼此了解，使當前存在於心理層面的這些扭曲和不認同逐步得到消解。

　　記者：新生代農民工對於工作環境、身份認同、社會地位等等有更多的需求，您認為這樣的變化對新生代農民工提出了怎樣新的挑戰呢？

　　趙長保：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説，既然選擇進入非農産業，自己的文化、技能、生活習慣、觀念等就要做出一個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這才能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比如，在生活方式上，城市裏工業化的工廠的作業，相比與在農村的自己耕作，對紀律性有要求，約束更多；人際關繫上，農村地緣的血緣的成分更多，城市則淡化了這種地緣和血緣的因素，所以農民工朋友在行為方式上、待人接物上都要做一些調整；還有，個體從一個熟悉的環境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總有遇到一些挫折和不適應，要認識到這是一個合理的過程，要指導進城的農民工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記者：您曾經提出，整體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當前的核心工作之一，您認為應該怎樣推進這項改革？

　　趙長保：現在的戶籍制度，是造成城鄉分割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戶籍制度不只是一張戶籍卡，還包括凝結在它背後的各種福利和保障的差別。從現階段來講，我也不認為全面廢除戶籍制度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比如北上廣這樣的城市，本來已經非常擁擠了，如果突然一下子推開戶籍制度改革，會對這些城市的公共資源造成很大的壓力。

　　戶籍制度改革工作在小城鎮、縣城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推進。現在還是要把這種改革向上發展，延伸到中等城市，讓它們做出相應的制度調整。這種中等城市，制度調整的空間比較大，經濟發展潛力也比較強，經濟增長帶動就業，消化外來勞動力的能力也就比較強。這樣改革，效果可能會比較好，自然也會緩解長期城鄉分割格局下農民工身份的尷尬。

　　（王佳逸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