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2012年第3期封面

　　改革初衷 改革力量 改革方向

　　——紀念中央“一號文件”三十週年

　　＋策劃、整理／本刊編輯部

　　萬紹芬 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王鬱昭 曾任安徽省省長，被稱為“農村改革的先行官”

　　胡德平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吳 鎔 曾任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江蘇省省委農工部部長參與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張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2012 年初，民商傳媒組織召開“歷史與現實——紀念‘一號文件’三十週年座談會”。原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原安徽省省長王鬱昭，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德平，原江蘇省省委農工部部長吳，原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陳大斌，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楊冠三，全國工商聯研究室研究員黃文夫等當年參加農村改革的先驅、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的參與者以及相關領導和專家學者參加座談。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突破的。紀念中央“一號文件”三十週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2012年2月23日，也就是在新一年聚焦農業科技創新的“一號文件”出臺後的第23 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評論，其中寫道： “衝破思想藩籬、觸動現實利益，改革從一開始就挑戰著既定格局，也無可避免地伴隨著‘不同聲音’。”“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

　　這曾是當年改革者們推動“聯産承包”責任制，力促五個“一號文件”出臺的歷史寫照，也是當今深化改革需要面對的現實困境。

　　本刊特別選登了座談會部分發言（按照發言順序排列），重新回憶和梳理那段波折與勇氣共存的歷史，無疑是為了溫故改革初衷，凝聚改革力量，堅定改革方向。

　　王鬱昭:農民問題永遠是根本問題

　　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 週年的講話中説，中國共産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辦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共産黨成立後的28 年間，進行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最後取得全國解放的勝利。整個過程是靠農村包圍城市，進行的是農民戰爭。

　　第二件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後，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是靠農民的積累，是靠“剪刀差”從農民手裏拿了資金，發展國民經濟，建立工業體系。

　　第三件事是改革開放時期，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改革開放源自農民的創造。沒有農村的突破，就沒有改革開放。後來，胡耀邦總書記提出“三農問題”是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説明農民問題永遠是我們的根本問題。

　　“一號文件”來之不易。它是農村改革成果及經驗的綜合，也是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激烈鬥爭，最後才有了突破，才形成了“一號文件”，形成了連續五年五個“一號文件”。

　　文革十年浩劫使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我們受“左”的影響和前蘇聯的影響，搞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吃大鍋飯，農民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生活了。粉碎“四人幫”以後，多年積累的問題到了爆發的時候。用列寧的話説，革命形勢的到來有幾個標誌：第一個就是人民群眾再也不能按照原來的生活方式、生産方式過下去了；第二個就是上層建築再也不能按照原來的統治方法統治下去了。而“真理標準大討論”解除了思想禁錮，人們開始敢講話了。這一條非常重要。

　　這時候農村就出現了“包産到戶”。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下放農村當了農民。我親歷了社教、四清、下放，對農村的情況和農民的生活很清楚。平反以後，我當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為維護農民的利益，我開始主抓農村生産、按勞分配，就是想讓老百姓多分一點，生活好一點。

　　“四人幫”粉碎以後，中央派萬里同志到安徽。萬里對老百姓非常體貼，他講以民為本。我的調查報告一到他手裏，他馬上批准在全省做試驗，後來安徽省委又制定了《六條》。這個《六條》現在看沒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是很需要勇氣的。《六條》出來後，小平同志非常重視，安徽的經驗就推開了。“包産到戶”、“大包乾”陸續都出來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也經過曲折的鬥爭。1979 年3 月15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讀者“張浩”的來信，説“包産到戶”違反了毛主席的指示。對此，萬里笑了笑説，不就是一封讀者來信嗎？他可以寫，你為什麼不能寫呢？

　　報紙是公共汽車，你可以買票上車，我也可以買票上車。但是老百姓沒飯吃，我找誰呢？要找縣委書記。你們地委做得對。這場風波就過去了。

　　第二個回合是中央開了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研究會議”，提出“包産到戶”不是姓“社”，是姓“資”，對安徽進行批判。參加會議的安徽代表堅決頂住。回到安徽後，萬里説這是部門會議，可以不傳達。

　　第三個回合是萬里調到北京以後。安徽先後開了四次會議，要扭轉方向。我不敢不傳達，但只傳達到縣一級。後來，鄧小平有一個“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中央要求各省都做調查，到1980 年9 月份要給“包産到戶”一個説法。

　　8 月份安徽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但是經過蚌埠會議、蕪湖會議、巢湖會議，全省都不敢再講“包産到戶”了，只有一個六安地委書記説，共産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包産到戶”能夠增産，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為什麼不能幹呢？為什麼要和老百姓對著幹呢？

　　最後，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的顧卓新同志讓我也講一講。我就説，從理論上講，生産關係要適應生産力發展水平，但貫徹起來非常難。

　　我們總是在改善生産關係，而不管生産力的發展。

　　生産關係中勞動者是最主要的要素，勞動者的積極性高就是適合的，勞動者的積極性不高就是不適合的。“包産到戶、包産到組”的結論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作為上級領導，如果不同意我搞“包乾到戶”就下個文件，明確提出來。我是共産黨員，我服從命令可以改。我已準備被撤職，但我問心無愧，我對得起黨，對得起老百姓。

　　我説完，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最後顧卓新同志出來説：分歧這麼大，怎麼總結呢？我建議把鄧小平同志的那個談話念一念代替總結吧。會議一散，輿論就出來了，有人説王鬱昭舌戰群儒，有人説六安地委書記苦口婆心。而從3 月底到9 月，安徽省委沒發一個文，沒作一個指示。我該怎麼幹還照幹不誤，並趁機完善提高，搞得更好了。

　　9 月份的中央會議也出現了激烈的鬥爭，有了“陽關道”與“獨木橋”的爭論。杜潤生在起草“75 號文件”的時候，就提出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情況，給“包産到戶”留了空間，上了個“地方戶口”。這個文件下來後，全國的爭論平息了很多，但並沒有完全停止。胡耀邦就建議再搞一個文件，時任副總理的萬里組織杜潤生他們起草文件，並通知我來。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起草文件的工作，在杜老的領導下，大家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也有爭論。會上有人提出説“包産到戶多了，提大寨少了”。我當時就表示了不同意見，我提出要給“包産到戶”、“大包乾”報個“全國戶口”。我不反對合作社，但是合作社必須是自願的。

　　農村改革突破以後，才進入到改革的新時期。

　　1983 年、1984 年，全國統一搞了“大包乾”後，經濟改革才全面開始。

　　改革三十多年來，“一號文件”的意義在哪呢？第一，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並推動了全面經濟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三個代表”思想、形成了科學發展觀。這些都是在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形成的。“一號文件”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裡。

　　五個“一號文件”還有一個意義，就是為政治體制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放棄人民公社的體制，建立鄉鎮，這是最大的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選舉，已經寫到憲法上，有力地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

　　但這麼多年過去了，農村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中國社科院有一個藍皮書提到，65% 的群體性事件都涉及土地問題，無地農民的就業和身份是個大問題。我曾寫過一篇《警惕鄉村權勢階層和農村惡勢力的抬頭》的文章，在農村“大款”和惡勢力才能掌權，控制農民。土地問題是關鍵，“烏坎事件”就是例子。

　　我建議，不僅村民要自治，鄉村政權也要自治，逐步做到縣一級也要全民選舉，這樣才能遏制腐敗，遏制權勢階層控制農民。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基層民主，要尊重民意。我們不是説“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得”嗎？那麼只有以人為本，真正做到這一點，才能得民心。

　　吳鎔：“一號文件” 開中國改革開放之先河

　　1982 年“一號文件”有開創中國改革之功，五個“一號文件”具有歷史性意義。

　　一是提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開創了農村全面改革的新局面。

　　二是促進工業大變革，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主要以1984 年的“四號文件”為標誌。當時高層有爭議，批評江蘇三十萬供銷員滿天飛，最後還是頂住了壓力。

　　三是促成放開農産品價格。當年華國鋒非常重視農業，1979 年我曾向中央建議：農産品價格、糧食應該提高20%-25%，華國鋒同志在“37 號文件”中把糧食價格提高了22%，又放開了“兩水”：

　　水果、水産。水果過去是國營商店壟斷經營、憑票購買。價格放開後，逐漸形成了“放—漲—上—降—平”的格局。即放開價格就漲，價格一漲生産量就隨之上升，産量上去價格就降下來，之後又形成量價平衡。

　　四是農民進城，以浙江溫州龍崗為發端。費孝通有一個《小城鎮大問題》，胡耀邦同志做了長篇批示。當時不僅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而且還存在費老講的三等人：一等是城裏人；二等是小城鎮上的人；第三等就是農村人。與小城鎮相關，1984 年，有領導人組織起草了一個“劃小鄉”的文件，準備以大隊來建鄉，以公社來建區。崔乃夫帶著文件到江蘇，徵求意見。我對此回答説，現在是工業化、信息化社會，如果鄉改區，一個鄉變成十幾個小鄉，一要增加大量幹部，增加國家和農民的負擔；二是不利於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小城鎮和中心集鎮；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會走，還能單憑肉眼觀察去實施領導和服務嗎？

　　過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飯店開農村工作座談會，杜潤生找到我説政治局要討論是否“劃小鄉”，我把對崔部長説的一番話作了彙報。下午，杜老開會回來，笑瞇瞇地告訴我：“耀邦同志很欣賞你們江蘇的論點：鄉鎮規模太小，不利於集中力量搞小城鎮建設。就這樣，避免了一次折騰，也促進了小城鎮建設。

　　從以上看，五個“一號文件”不僅關係到農業，而且關係到工業、商業，包括物價，還有農民進城的全方位改革。農村改革啟發了城市改革。

　　今天紀念“一號文件”，我們還要肯定那時候有很好的作風。

　　一個是真調查。組成專門的調查組、課題組, 走進農民家裏，當年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簡稱農發組）裏人才濟濟，王岐山、陳錫文等很多同志都參與過調研。

　　一個是搞試驗。不僅搞試驗區, 還建立了很多專門的信息點。

　　還有關鍵的一點，就是有爭論。比如,1984 年夏，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來訪問，向耀邦同志提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裏面，“家庭”這兩個字太刺眼了，能不能去掉？那時候，蘇聯也不高興這兩個字。杜潤生回來傳達，吳象第一個跳起來説，這個不行，聯産承包家庭是根本，家庭不能變。當時爭論很激烈，最後“家庭”

　　兩個字還是保持了下來。

　　不能不説那時候有一個好的團隊，一個以杜潤生為代表的團隊。杜老曾講過一句很自豪的話：咱們這個團隊，到現在為止，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杜老還説過,我現在有兩個心願，可能完成不了了。第一，要轉移幾億勞動力到城市，要城鄉逐步交融；第二，中國應成立農會，這兩條我已經做不到了，或者看不到了，要靠你們來做。

　　萬紹芬：不讓農民富起來，我們怎麼能心安

　　對於解決三農問題，“一號文件”不僅太好，而且太重要了。它真正為廣大農民謀福利，為農村建設指明了道路，也為後來一系列改革打開了一個思路之門，理論之門，工作之門。

　　“一號文件”是改革開放的一個突破點。它極大地解放農業生産力，調動起農民的積極性。這個文件下達以後，大家感覺到，原來管得過死，什麼都不準買賣，有責任制以後，可以做買賣了。農民為之高興。

　　而且，第二個“一號文件”説方向已經明確，道路已經開通，群眾正在前進。“一號文件”打下了很好的思想理論基礎，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便利，之後有一系列“一號文件”出臺。我記得有“農林牧副漁，山林水田礦”全面發展這樣的內容。就是説，你適合養什麼、種什麼、幹什麼，你就想辦法去幹，農民有了比較大的自主權。

　　我記得當時胡耀邦同志曾親到贛南，指示説贛南很適合種柑橘，並寫了一封信鼓勵農民大膽發展。後來，當地有順口溜説：“家裏有三棵橘子樹，不愁油鹽醬醋；家裏有十棵橘子樹，日子向前邁大步；家有百棵橘子樹，保證成萬元戶。”贛南柑橘現在成了名産，人民忘不了耀邦同志。

　　人們不光搞種植業，還搞養殖業。比如養鴨，板鴨出口，鴨腳、鴨翅膀還賣到香港。以前是廢物的鴨絨用來做羽絨服。各種各樣的商業生産就飛快發展起來了。

　　在“一號文件”以前，“江西老表”還不知道賣東西。

　　廣東商人用手電筒、鞋子把當地農民的糧食、煙葉或其他農産品換走，江西人不明白是交換，還説廣東商人好，人家照顧我們夜裏走路，給了手電筒，連走路的鞋子都想到了。有這樣的想法不奇怪，因為太封閉了。“一號文件”出來後，很多地方建起了集貿市場，道路通了，農民也懂得交易了。

　　從我親身的體會，就知道“一號文件”有多重要。

　　現在大家都講“三農問題”，提出要重視農民，重視農村，重視農業，實際上這個問題真正深入人心，是從“一號文件”開始的。三農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常關鍵的問題。要解決三農問題，不重視農民怎麼能行？

　　中國的農民最老實、最憨厚、最能奉獻。我們江西老區有一個老人，七個孩子，五個犧牲了。剩下兩個，一個上前線犧牲了，最後一個又去了。戰爭年代要糧給糧，要人給人。中國農民為中國革命做出這麼大的貢獻，我們忘記他們，能對得起他們嗎？不讓農民富起來，我們又怎麼能心安呢！

　　我有一次到井岡山，一個農民老赤衛隊員躲到山裏去。問他為什麼躲起來，他説解放這麼久了，我們也沒讓鄉村致富，對不起領導，看到領導心裏會難過。

　　習仲勳去看他，他也躲避起來了。習仲勳很感動。我心裏也很感動，哪是他們對不起我們，是我們對不起他們啊！

　　但聯絡到目前的現實，並不樂觀。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我經常下鄉，地方政府從農民手裏廉價拿地，再高價賣給開發商，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得利。

　　地方政府不事生産，沒有財源，土地就成了生錢的手段。招商引資的土地，轉手就倒賣，最終受害的還是農民。農民對這個很不滿意。

　　再一個就是污染問題。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被工廠污染的不成樣子。我很痛心。2011 年的“一號文件”提出重視水利，我很擁護。現在很多大江乾枯，江變成河，河變成溪，溪變成小塘。鄱陽湖也在縮小，這些都是水利問題，還要更重視。

　　胡德平：“尊重群眾的選擇”就是尊重生産力的選擇

　　——學習杜潤生《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的心得

　　1982 年，中共中央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我國廣大農民包産到戶、包乾到戶所選擇的生産關係。中央並把它概括為“家庭聯産承包制”。

　　我想先説説學習杜潤生同志的新書——《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的心得，來紀念我國上世紀80 年代五個“一號文件”的發表。

　　誠如杜老所言：“儘管第一個‘一號文件’內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義肯定了包産到戶，尊重群眾的選擇，並宣佈長期不變。”我認為説得極好，“尊重群眾的選擇”就是尊重生産力的選擇。農村改革中，中央的決策和農民的實踐合力形成一個突破，功勞是很大的。當然這其中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杜老説，萬里和一位同志爭執究竟是要社會主義，還是要群眾時，萬里説我要群眾。

　　有此出發點，才有社會主義的實踐。我國革命和建設，不但要尊重群眾的意願選擇，而且作為科學的執政黨還要對群眾實踐進行總結、概括、提高，不斷指引並檢驗實踐的發展方向，解決實際問題。迷癡于概念或名詞，不但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且還有害。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建設開了先河。作為執政黨當時又是如何在思想上、上層建築領域中認識“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呢？杜潤生同志認為：“包産到戶，是屬於分權性質的改革。”（《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P122）杜老對分權還有進一步的思考和論述，他認為分權給了農民一點自由，由他們自主配備生産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門想不到、做不到的生産效果。“可見自主、自由也是一種制度因素，能釋放潛在的生産力。”（同上P125）而且這種發展可以跟合作制對接。包産到戶、生産責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1984 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強調了這一點。但這樣一個簡單又可以實際操作的問題，在教條主義的束縛下，我黨30 年來都未敢正視，未能正視，“一號文件”卻一朝突破。

　　兩權可以分離，經營形式和所有制也不是對立關係，應該放開手腳的，在這一點上萬里同志思想最解放。

　　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國農、林、牧、副、漁的發展，而且頂起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1983 年，第二個“一號文件”承認了企業的雇工，實際上就是承認了私有企業。

　　因為多種所有制的企業開始發揮作用，並提供了國家計劃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豐富商品。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同時也為我國工業化輸送了上億農民工，併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價的“級差地租”。説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實踐的第一推動力，來源於農村、農業、農民，實不為過。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很早就有論述的，以此觀點認識農民的包産到戶，並引導農民改革生産關係。這説明黨中央並未脫離共産黨的指導思想，而是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實際的了解。這項改革既大大適應了農民的合理要求，也給各級幹部以至黨中央的領導人以極大勇氣和信心。

　　然後農村改革才擴展到城市和工商領域。“摸著石頭過河”的説法，對我國改革事業來講，只有一半對，另一半未必對，因為我黨畢竟有個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思想，生産關係中要講所有制，講分配原則，講人與人在生産中的相互關係。五個“一號文件”對此三個方面都有詳細的論述和具體措施。我們常説的制度經濟學，指的是科斯的制度經濟學，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才是更為宏觀的制度經濟學。我國的農村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都是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的具體化，它帶有東方大國的特色，和前蘇聯的農莊集體化大相徑庭。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

　　有了基本經濟制度之後，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我們各種所有制的企業是在集權的計劃經濟中運行，還是在市場中運行？若要在市場中運行，那就要解決農村中糧食、棉花和油料的統購統銷和其他農副産品的派購問題。第一個“一號文件”就充滿了商品生産和市場運行的色彩。1984 年的“一號文件”，正如杜老所言“要解決的就是發育市場機制的宏觀問題。”（同上P140）據杜老統計，我國二十多年來，除糧棉油實行統購之外，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水産實行派送和專營制度。從而造成公營商業的高度壟斷，農村各種生産要素流動被停滯封閉起來，城鄉戶籍制度被固化。這份文件解決了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的突出問題，基本上取消了一百多種對農民攤派的派購任務。1985 年的“一號文件”即對農村的市場經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取消了糧棉油的統購統銷，大膽調整了産業結構，同時還對農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發展外向型經濟等問題均做出了市場取向的決定。

　　1984 年、1985 年的兩個“一號文件”對市場發育、對商品經濟起了很大作用。從邏輯上來看，改革確實困難，文革前的很多思路被激活，基本經濟制度、多種所有制、商品市場，都有了很清晰的發展思路。五個“一號文件”所體現的精神和杜老新書裏的一些東西，真的是了不起。

　　農村改革以後，生産迅猛發展。1984 年，我國的糧食産量達9000 億斤，達到歷史的頂峰，突然産生了賣糧難，谷賤傷農的問題，這時政府不是迎難而上，確切説不是迎著希望而上，而是維持了舊有的分配格局，取消了原先定的超購糧加價50% 的規定。致使1985 年農業生産下降。這一年據杜老説：“我隨耀邦下鄉察看，得出的結論是谷賤傷農，靠現有的農業結構不可能實現翻番任務，需要一個新的結構。”（同上P142）因此制定的第五個“一號文件”，就是“擺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決定從我國的“七五“計劃開始，要對農業進行大量投資，鄉鎮企業所得稅一部分用於支農，穩定農業生産資料價格，而且把農業、食品産業的發展提到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高度。

　　五個“一號文件”陸續出臺之後，是否就是醫治農村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呢？也不是，正如杜老所言，還有很多問題。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集體公有，那麼集體的主體是誰呢？是人民公社的生産隊，還是大隊，或指整個公社？人民公社被鄉鎮政權取代以後，是自然村、行政村、抑或鄉鎮政府？還有現在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為單位，那麼行政村的自治制度如何管理分配自然村的土地？再有不少專家認為，包産到戶，包乾到戶，對土地的劃分應從優先效率、兼顧公平的角度出發，可是最後的結果還是按人頭平分土地承包，並未向勞動力這一生産要素傾斜。現在土地如何規模經營，如何像“一號文件”所説那樣實行統分結合的經營管理，仍是一個未能很好解決的現實問題。

　　繼1986 年第五個“一號文件”發出以後，據杜老書中所言，當時中央馬上又給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提出明確要求，要對今後十年增強農業後勁提出建議。當時國務院農村研究發展中心、水利電力部、林業部、農牧漁業部等幾個部門就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

　　杜老也開了個單子，第一個是調整價格政策，保證生産者有利可圖，設農産品干預、儲備金。

　　但若干年後，農民種地不掙錢了，甚至賠本了，土地大量拋荒。這和當時的設想差別太大了。

　　第二個是加快推廣農業技術。主要涉及新品種，新的栽培技術：地膜、施肥、節水灌溉、動植物防疫、飼料配方、林木速生、水産品保鮮、加工、儲運等新技術的推廣運用，並要建立技術推廣基金，早抓生物工程。1986 年能夠提出生物工程，確實是超前的。據我所知，中實公司下屬的綠天使公司在搞一種物理技術，把秸稈和各種石頭磨成粉，攪拌起來改良土壤。種出的棉花能夠長7 年。茄子切開後，半小時不氧化。但要像撒化肥那樣，整個把土地換一遍，成本太大了，但三五年整個土壤結構就會完全變化。他們説，美國的強大，不光在於強大的工業，最強大、最深厚的一點就是土地，就是農業。做什麼産業都沒像做農業那麼來做，它可以控制世界！

　　第三是整治山地一億畝。朱鎔基同志敢説敢幹，有人格魅力，且敢於面對問題。他最近出了四本書，對農村處理四荒地，即荒山、荒坡、荒溝、灘塗必須要管，土地是農村的，也是國家的。

　　他原來怎麼説的，現在的書就怎麼出，難得！他説，我反對什麼荒山、荒坡拍賣。我看了幾個“一號文件”，都説可以承包四荒地。只不過是長期承包，不是15 年，不是30 年，是更長時期。即便是有人説拍賣，也不能拍賣，只能長期承包，這正是“一號文件”的精神。“集體的地也是國家的地”，這句話引起人們的質疑，也引出很多現實問題。關於農村的土地所有權我國憲法有明確規定。

　　第四個是鼓勵擴大耕地經營規模。

　　第五個是調整産業結構，從種植業轉出勞動力1 億。

　　第六個是五年內增派二十萬科技人員到農村。

　　第七個是加強農用工業建設，十年內再建十個化肥廠，十年內建成八百個電氣化縣。我認為綠化老搞不起來，一個原因就是農民沒燃料，不給他電，不給他煤，群眾可不是要砍樹毀林嗎？

　　我記得耀邦同志總説要種草種樹，你得讓老百姓有燃料，才可以有效制止毀林毀草的行為。

　　第八個是五年內解決四千萬最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那個時候一個是要致富，另一個要脫貧。“老少邊窮”的概念在1985 年、1986 年，就已經提出來了。1986 年，我國三農經濟的發展形勢正處在一個高歌猛進的時候，但其真正立穩腳跟，要獲得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最終勝利，還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因此，每年的農業“一號文件”，恐怕還要繼續若干年。

　　最後，我想談談學習“一號文件”的現實意義。我記得耀邦同志曾有過這樣一種設想，用農業的發展，三農徹底改變面貌的實際，大力支持我國國民經濟翻兩番，及其他領域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否可以做到呢？看看我國的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現實就可得到回答。

　　除國家按合同定購的糧棉油之外，剩餘的農副産品都是市場上豐富的商品，這是我國居民的基本內需，也是工業化、城鎮化的第一物質保障。

　　我國的農民為工業化提供了二億五千萬農民工。

　　我國的農村為城鎮化提供了同地但不同權、不同價的數萬平方公里的級差地租。政府僅此項收入，據吳敬璉的統計，最少是6 萬億之巨。

　　我國城鎮化的興起是必然的，但隨著1994 年我國財稅體制的改革和地方財政增收，罔顧國家憲法，下位法違背上位法的法規、條例紛紛出現，危害農民集體土地權益的徵地活動愈演愈烈，為此而激發的群眾維權、群體性事件、惡性事件已不勝枚舉。據統計，近幾年群眾上訪有65% 的案件都和農村土地有關。這是當年支持農村土地承包制、制定五個“一號文件”的黨內同志和擁護中央決定的廣大農民群眾所萬萬沒有想到的。沒想到現在發生了這些不協調的對立。2011 年9 月份引爆的“烏坎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幸好該事件的處理後來出現了轉機，廣東省委處理此事的經過2011 年12 月22 日的《人民日報》有公開報道。

　　廣東省轉變理念態度應該支持，但這個問題還只是平息下來，願意談判，願意對話，政府也已經承認利益是可以博弈的，一些過激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並要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這些前提都應該有，但真正涉及到利益問題，是不是能夠很快解決，是不是能夠從根本上來解決，已經變成了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我覺得根源不在農民，而是一些政府忘記了憲法、違背了憲法，沒有依法保護農民的集體土地，沒有堅持上世紀農村改革的初衷。再不重視農民的土地被賤賣、濫賣的事實，那麼我們的改革是否就會改變性質？

　　我們改革開放事業當然變化很大，而現在我們很多幹部，仍在一味強調農民的土地是國家的。一個博導説，農民耕種的土地就是集體的，集體的就是國家的，國家的就是共産黨的。這和我們上世紀80 年代的想法可以説是南轅北轍。

　　共産黨的成功本來是得之於土地，也會失之於土地；勝之、敗之都由土地。這是我學習五個“一號文件”最突出的心得。

　　周其仁：“一號文件”：從社會底層見證影響和作用的文件

　　我能參加“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是機緣巧合。我當時是在校大學生。

　　我們國家發文很多，中央文件一年有一百個，六十年就有六千個。那麼為什麼這五個“一號文件”

　　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還值得開會紀念和討論呢？

　　“一號文件”有兩個特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是它不僅僅是上層建築裏的文件，也不僅僅是逐級傳達、貫徹、講解、學習的文件，它是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可以從底層見證影響和作用的文件。而我們的很多文件只是在黨政機關裏“自我循環”。

　　二是它到了底層，增加了普通農民的權利，包括經濟權利、財産權利，也包括政治權利。我們有很多文件，特別在文革時候影響也極大，但很可惜，所産生的影響是減少農民的權利。以為可以通過減少農民的權利來加快國家的發展，最後證明整個方向存在問題。而“一號文件”代表中央在上層建築中的部分産品，它又可以影響底層，影響普通人，同時增加普通人的機會，增加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從而激發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和經濟活動的創造性。

　　在這裡我想講一講當時的“一號文件”是怎麼增加普通人權利的。

　　第一個就是“一號文件”針對當時社會關切的問題，不回避。執政黨的執政行為産生了問題要不要面對？ “一號文件”厲害就厲害在這裡，它對黨過去的政策造成的問題, 特別是人民公社化後存在的很多尖銳問題，沒有回避。這種執政態度是“一號文件”生命力的最關鍵的一點。

　　第二個就是它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它有大量的第一手調查材料，解決問題的辦法都來自於實踐當中。為了吃飽飯、發展經濟，農村會想很多辦法，做很多努力，只不過這個努力在一定時期內還不合法。這時候國家機器、執政黨的作用就應該體現出來，他們手裏有政治合法性，能給解決問題提供合法權威。首先就是讓這種“餓出來的辦法”合法化，給予承認和保護，讓成功的經驗變成國家的政策。其次給它權威性，建立普遍的預期。在政策多變的環境裏，建立一個長期的預期，表明這套做得通的、發展生産力的、改善生活的方法，要長期堅持下去，不能隨便改動。

　　什麼叫發展經濟？發展經濟主要是做出來的，但國家的政策法律、意識形態要允許下面人放開手去做事情，放開手去創造財富。中國沒有多少先天的自然資源，就是人多。這麼多人的力量，就要想辦法發揮積極性、創造性，這個理念“一號文件”裏有。

　　實踐證明，把土地的利用權交給農民，每個農民都有權來好好利用手中的土地，責任邊界清楚，剩下的才是各種各樣的幫助、改善。

　　所以説“一號文件”不是直接解決經濟問題，它是從財産權利角度來解決問題。第一是農民種地的權利，第二是農民從事農産品買賣的權利，第三是農民從事非農業活動的權利，第四是農民可以選擇所有經濟活動的形式。這四個權利，其實就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的東西。

　　關於“一號文件”可講的很多，但基本上是放權。針對複雜問題，從現實出發，一步一步把它做到底。

　　當然, 從歷史進程看，我們有沒有局限性？

　　我看還是有的。 “一號文件”它還是文件不是法律，這樣就埋下了很多的隱患，有反復、有停滯。

　　當年土改，共産黨土地革命時靠的是法律，有共同綱領，有憲法，有土地法，但是一搞高級社之後，就沒有了。人民公社有一部法律嗎，沒有。就是發文件，全國就去做。這樣使我們在糾正人民公社錯誤的時候也是用文件。可文件這個東西是有時效性的。到1987 年因為政治原因，“一號文件”

　　變成了“五號文件”，1988 年以後，連五號文件都沒了。整個農村包括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就出現了反復。2002 年才通過一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但很多問題沒有得到回答，土地是承包了，但土地還有別的用途，蓋工廠、蓋房子、失地農民進入城市等很多問題當時都沒有解決。不僅如此，它還保留了一個徵地政策。當年搞統購統銷，犧牲農民利益支撐國家工業化，這些年，徵地制度又再一次讓農民作重大利益讓步以支持城市化，這對農民的公平性是極大的損害。

　　光有文件是不行的，長治久安要靠法律。要根本改變整個土地、水、森林等最基本的生産資源的分配，有一套公平合理的框架來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關係，法律要保障這些基礎權利是公平的，世世代代歸其所有。

　　現在出現了許多群體性社會事件，包括“烏坎事件”都是回避這些問題造成的結果。一塊地拿來，以這塊地幾十倍的收益算是賠償，賠償到村幹部，村幹部有多少錢可以賠到農民口袋裏，完全取決於村中的政策。但是地一拿到他就可以拍賣，中間的差價就是我們整個城市化的一個經濟動力，是地方財政的經濟動力，也是銀行金融的經濟動力。整體處於失衡狀態，存在大量問題。和平時期，每年經濟增長這麼高，為什麼還有這些衝突，就是沒有到制度層面去面對和解決問題。

　　因此，通過回顧當年五個“一號文件”的精神，應該借鑒經驗，面對現實，解決根本問題，不要內循環，國家上層建築內循環是非常危險的。有些尖銳的問題如果沒有針對性的政策去解決，就會累積成一個很大的、影響整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説，紀念“一號文件”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現在的決策者，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能夠從歷史經驗當中吸取教訓。

　　張曙光：汲取“一號文件”的經驗，還權於民，讓利於民

　　“一號文件”的出臺，確實是危機逼出來的。原來的日子但凡能過下去，也不會尋找另外的辦法。飯碗裏有飯吃，不會想找另外的飯碗，這是最基本的道理。今天是不是也有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面臨危機的，雖然危機的狀況和當年沒飯吃不一樣。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後，經濟增長的潛力在下降, 很多社會衝突和矛盾非常尖銳，我認為現在也是一個危機的時期。而這個和當年不一樣的危機，能不能促進改革，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就是決策者確實感到問題所在，主動改革；還有一種是打斷正常的改革進程。但“一號文件”提供了借鑒，它的出臺就是應對危機的結果，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當年的“一號文件”是從農業改革來突破的，現在也從這個地方開始，即從土地開始。土地不光是農業的生産資料，而且是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基本生産資料。

　　土地上不僅可以長出糧食、蔬菜，也可以長出房子、城市。

　　現在的高速城市化過程是靠犧牲農民、農業的利益來推進的。農業和土地是相互聯絡的，既然如此，就要在農業、土地問題上想辦法來突破。

　　“一號文件”增加了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但現在的很多做法卻和“一號文件”的精神相悖。單從土地這方面來看，限制就很多。不光是集體土地不能蓋房，甚至蓋了房子不能抵押不能出租。很明顯，這就是限制農民的自由，剝奪農民的權利。

　　現在這種辦法可以説是一種非正義的辦法。它是一種特權，或者叫一種歧視。特權和歧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國有土地上可以這麼做那麼做，卻限制農民的土地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特權和歧視密切相關。

　　同樣是土地，但農地和建設用地的權利也是不相等的。農地現在可以流轉，這已經是沒問題的事情了，但是實際建設又是另一回事。改革開放以後搞聯産承包責任制，是第一次産權區分，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到了現在土地流轉又是一次細分，承包權和經營權再分開，這是第二次産權區分。而這個産權區分的結果，就使得權利配置到了最有利的人手裏，這個權利的一部分可以交易。農地、承包權、承包地是我的，我流轉以後你可以去經營。那麼，自己的地自己蓋房子租出去同樣應該是可以的，為什麼要去限制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從“一號文件”那裏汲取經驗，還權於民，讓利於民。把權利給農民，把自由給農民，把選擇的機會給農民，這樣才可能解決問題。

　　現在之所以是這個樣子，我覺得根本的問題還是政府的權威太大，公民社會難以發展起來。現在的政府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無限政府和弱小社會配合起來，就成了現在的狀況。政府可以到處侵權，徵地説多少就是多少。公民社會這麼弱小，沒有辦法形成對政府的約束。

　　政府也好，資本也好，都具備很強大的權利，而且政府和資本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個人與之怎麼能形成制衡和約束？不可能。那就得讓社會組織起來。因此，要真正解決現在的問題，恐怕需要從壯大社會入手，壯大社會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憲法》第35條，還人們以自由。

　　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一齣事，大家就將矛頭對準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得從這個方面破題，而且是真心實意地破題。中國到了一個坎上，如果不從這個地方破題，恐怕走不出這個怪圈。

　　我們應該從“一號文件”引申出經驗教訓，來觀察我們現在的問題，解決現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