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夏季高溫的到來，“高溫補貼”開始受到關注。與往年不同，今年有一部新修訂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實施。就制度意義而言，這是我國首次在防暑降溫上的立法，從而取代了暫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防暑降溫條例”。

　　熱，真會熱死人。2010年，濟南、安徽等地都曾有戶外工人中暑死亡。2011年，山東有一名環衛工中暑死亡，這些極端事例背後，是每年大量在高溫中揮汗如雨的戶外工作者。

　　過去，“立法”被認為是高溫保護的一道坎，暫行了50年，語焉不詳的“條例”成為眾矢之的。

　　今年，終於立法。然而，“高溫病”藥到病除了嗎？新法于5月通過，但是，據最近京、滬、廣多地媒體調查，能領到高溫補貼的戶外工人不多，甚至很多人並不知道，補貼現狀與過去相似，國企、事業單位、機關執行較好，私企執行較弱——仍是高溫的沒補貼，補貼的沒高溫。

　　這種情形，大概也是意料之中。我們的很多問題，沒制度的時候喊缺制度，有了制度發現並不是制度的問題。

　　不妨設想，快遞員是計件提成，他向誰去要高溫補貼？建築工人按天計酬，高溫放假，他自己都不答應，要知道，絕大多數戶外工人都是計件工資，月底年底他們能拿到錢，不用艱苦討薪就算不錯了，還敢奢望高溫補貼嗎？

　　私企執行力最弱，因為他們本身也最脆弱。法規説，不執行要向企業追責。但曾有企業反問勞動局，放了假，誤了工期，發了錢虧了損怎麼辦？

　　高溫保護不力，立法並非關鍵原因。我曾翻閱新法前的各地方法規，雖然金額有高有低，辦法有東有西，但總的來説大概都有個具體詳盡的土辦法，只是大都躺著睡大覺呢——正式立法就能一蹴而就嗎？

　　我想根本的原因不在法規本身，也不是執法不力，還是工人無法維權。你能想到一個爭分奪秒的快遞員花幾天時間跑政府機關去捍衛一瓶冰可樂的權利，而且還不一定成功？你能想像“臨時工”冒著砸飯碗的危險為了一點高溫補貼去跟包工頭談判嗎？當連“年底討薪”都會成為老病根，“高溫補貼”顯然很難被立法治愈。

　　高溫補貼只是勞動者尤其是體力勞動者權利保護的一個縮影。核心問題在於“工資靠市場，博弈靠工會”，有真正屬於勞動者自己的，強大高效的工會，也有小企業層面上屬於他們的工會，立法者，執法者，監督者互相博弈——在這樣的框架下，各方權益，尤其是弱勢的勞動者權益，包括高溫補貼才會坐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