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文/畫

　　截至7月3日,廣州39個政府部門公佈“三公”賬本。其中,廣州市城管局“見識最廣”,一年內赴日本、俄羅斯、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澳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考察學習。該局2010年共20人出國,平均費用達到5.7萬元每人次(7月4日《南方日報》)。

　　以促進工作的名義,因公考察便有了極其合理的存在空間,哪怕是出國考察,其實也不必過度上綱上線。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僅僅在一年的時間裏,就頻繁趕赴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學習考察”,耗費如此巨大幾成天文數字,這正常嗎?顯然難以讓社會接受。

　　儘管筆者很不願意以“公款旅遊”這個字眼來形容“一年赴九國考察”的荒誕和吊詭,但事實擺在眼前,這樣的典型“範例”足以將居高不下的行政支出“反襯”得淋漓盡致。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在政協分組討論時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增加“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內容。“如果我們緊一緊、省一省,作風方面稍微改進一下,一年省幾千億元是不成問題的。”

　　雖然嚴控三公經費、降低行政成本,早已是上下共識,可三令五申之下,公款消費還是居高不下,幾成痼疾。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也説過,公款吃喝最難管。為什麼難管?為什麼公款出國禁令不斷卻愈演愈烈?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整肅公款消費方面,我們的制度懲處手段太“鬆軟”,幾乎形同虛設。公款旅遊被曝光後,往往是紀委“調查”、官員“檢查”,一“查”了之。這樣幾乎不構成任何“傷害力”的問責,能産生什麼“警示”的效果?與一些國家和地區嚴守公款消費紅線的嚴肅和苛刻相比,我們的制度問責和事後追責更像是“雞毛撣子打老虎”,看上去很美、貌似很嚴厲而已。

　　因此,對於一年赴九國考察的城管,對於那些熱衷於出國“考察培訓”的官員們,有關部門絕不能視若無睹。無論如何,一年赴九國考察都不該成為合理合法的管理常態,曝光後,該規範的規範,該查處的查處,該審計的審計。同時,還應該讓一年赴九國考察的城管們總結一下“考察經驗”,面向全體市民彙報一下學習心得。花納稅人的錢跑了這麼多國家,如果不能取來真經,怎麼能説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