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舟

　　截至7月3日，廣州39個政府部門公佈“三公”賬本。其中，廣州城管局“見識最廣”，一年內赴日本、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東歐、英國、新加坡、澳門、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十地考察學習。該局2010年共20人出國，平均費用達到5.7萬元每人/次。(《南方日報》7月4日)

　　以促進工作的名義，因公考察便有了極其合理性存在的空間，哪怕是出國考察，其實也不必過度上綱上線。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僅僅在一年的時間裏，就頻繁趕赴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學習考察”，耗費如此巨大幾成天文數字，這是正常的嗎？顯然難以讓社會接受。

　　儘管筆者很不願意以“公款旅遊”這個字眼來形容“一年赴九國考察”的荒誕和吊詭，但事實擺在眼前，這樣的典型“範例”足以將居高不下的行政支出“反襯”得淋漓盡致。在年初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在政協分組討論時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增加“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內容。“如果我們緊一緊、省一省，作風方面稍微改進一下，一年省幾千億元是不成問題的。”以一年赴九國考察的城管作為例證，“作風稍一改年省幾千億”的話就一點都不誇張。由此可見，在行政領域的鋪張浪費之風是何等嚴重，在輕描淡寫之間都有龐大的公孥被無謂消耗。

　　雖然嚴控三公經費、降低行政成本，早已是上下共識，可三令五申之下，公款消費還是居高不下，幾成痼疾。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也説過，公款吃喝最難管。為什麼難管？為什麼公款出國禁令不斷卻愈演愈烈？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在整肅公款消費方面，我們的制度懲處手段太“鬆軟”，幾乎形同虛設。公款旅遊被曝光後，往往是紀委“調查”、官員“檢查”，一“查”了之。這樣幾乎不構成任何“傷害力”的問責，能産生什麼“警示”的效果？與國外嚴守公款消費紅線的嚴肅和苛刻相比，我們的制度問責和事後追責更像是“雞毛撣子打老虎”，看上去很美、貌似很嚴厲而已。

　　因此，對於一年赴九國考察的城管，對於那些熱衷於出國“考察培訓”的官員們，有關部門絕不能視若無睹。無論如何，一年赴九國考察都不該成為合理合法的管理常態，曝光後，該規範的規範，該查處的查處，該審計的審計。同時，還應該讓一年赴九國考察的城管們總結一下“考察經驗”，面向全體市民彙報一下學習心得。花納稅人的錢跑了這麼多國家，如果不能取來真經，怎麼能説得過去？(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