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文學雜誌《大家》成為輿論關注焦點，有讀者舉報稱，該刊物存在一個以收取版面費斂財的“野雞版”。這本“野雞刊”是一個付費發表論文的“雜貨舖”，它與正版的《大家》使用的是同一個刊號，裝幀也很類似，主管主辦單位及編輯部地址完全相同，連兩套編輯隊伍也基本相同。據悉,它每年為雜誌社賺取的版面費不少於2000萬元。

　　從“汽車運用”到“體育健身”，從“英語詞彙”到“國際貿易”，種類繁多的300篇論文，“密密麻麻地擠了463頁”，這就是被曝光的“野雞版”《大家》。這哪還是什麼雜誌，完全已經成了一個瘋狂撈錢的“雜貨舖”。

　　一本文學刊物的境遇，有時可以作為分析時代走向的一個切口。只要對中國文學期刊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家》曾在中國文學界頗有影響力。這本文學刊物的地位雖然不如《收穫》、《當代》、《十月》、《花城》顯赫，但在讀者心目中絕對是一本靠譜的文學刊物。它曾發表過阿來、池莉等文學“大家”的作品，還是與《收穫》一起兩度摘得“魯迅獎”的國家核心中文期刊。

　　然而，當初面向文學“大家”的一本刊物，如今經過一番“變臉”之後，卻成了各種論文作者的“福音”。這本“野雞刊”的出現，見證了《大家》雜誌的自我墮落。可事實上，這些年，《大家》身上流淌著的早就不再是文學高貴神聖的血液了——2011年，在最新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中，連正本《大家》文學雜誌也已被移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的序列。

　　近些年，不少純文學刊物在走向末路，但像《大家》這樣，徹底沉淪于商業利益的泥潭，不再堅守文學的獨立品格，仍值得我們深思。到底是誰把文學刊物推向這樣的境地，到底是誰讓文化丟掉了起碼的尊嚴？

　　在當前的文學生態中，一些刊物因未能順應時代發展的新趨勢，變得越來越小眾化、窄眾化，以至於逐漸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不再能實踐其介入現實生活的文學價值使命；與此同時，由於社會評價機制過度倚重論文發表數量等指標，誘使一些文學刊物也漸漸地偏離了文學本質，異化成了靠版面費牟利的斂財工具。無論是失去獨立性的刊物，還是瘋狂斂財的刊物，都放棄了對文化的獨立堅守，失去了基本的價值敬畏，甚至不再顧及起碼的文化道德與公共責任，以至於出現背離法律制度的現象——比如，《大家》雜誌“一號兩刊”的做法就涉嫌違法。

　　當然，要想止住《大家》雜誌的這種“變臉”，一方面有賴於相關主管部門能夠加強監管，對相關責任主體依法予以嚴厲懲處；另一方面，有賴於全社會重新建立一套更加科學的考核制度和人才評估制度，只有論文發表數量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剜除了違法“野雞刊”生存的土壤，不問來稿質量而以版面費牟利的各種違法刊物才不會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