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大家》被指刊印同一個刊號、刊名的“野雞刊”，專事收費登載各種論文，為雜誌社斂財。據稱每月斂財近200萬元，一年不少於2000萬元。(據6月25日《中國青年報》)

　　《大家》有著一連串的光環：雲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90年代文學轉型期最具影響力的純文學雜誌，唯一與《收穫》一道兩摘‘魯迅獎’的國家核心中文期刊，等等。但“卿本佳人”的《大家》，最終還是淪落到“奈何做賊”的地步，這無疑告訴我們，名譽和光環，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之下，終究不過是“浮雲”，名利、大把的賺錢才是實實在在的。

　　《大家》用同一個刊號、刊名出“野雞刊”，首先得歸於相關文化監管部門的失職。一家大型文學期刊，出“山寨版”雜誌，而且還從中收取版面費用，5000字以下的論文普遍達到4000～5000元，年斂財不少於2000萬元，試問文化管理部門盡了什麼樣的監管責任？

　　其次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大家》“野雞版”的出現，是浮躁的學術界、文化界，浮躁的社會界各種論文、評價、職稱等所促生的。正所謂，有需要就有供應。浮躁的市場催生了浮躁的期刊，至於期刊的品牌信譽與其所辦“野雞刊”所獲得的收益是否成正比，恐怕早已經不是《大家》所考慮的範圍。有多少人需要發表論文、有多少人有拿論文當升遷評稱職的資本，恐怕《大家》的心中比誰都清楚。

　　問題的本質在於，本是一本純文學期刊，《大家》出“野雞版”，收了作者的高額版面費，但其所刊載的雜誌，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家》，而是“套牌”，甚至連合法性都沒有，那麼其是否涉嫌欺詐呢？

　　而更需要我們反思之處，中國文化領域，從建國之初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到改革開放之後，一步步走向式微，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大眾文化需求導致《知音》等的低俗化？是市場需要催生了《大家》的“野雞刊”？還是改革失利、經營失敗、品味低下的管理與主導者，將雜誌，將文化引領向了功利的歧途？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就此而言，文化浮躁、文化墮落甚至是文化腐敗，比學術浮躁、社會浮躁、經濟與政治領域的腐敗等問題，更加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反思與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