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餐飲業多、小、散、低現象嚴重，從業人員依法誠信經營意識淡薄，餐飲食品安全監管力量薄弱，監管手段落後，食品安全事故時有發生，農村餐飲食品安全工作亟待進一步加強。為此，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日前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餐飲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監管網絡、學校食堂、集體聚餐、小餐飲和“農家樂”等多個方面提出有針對性的監管措施。(6月24日人民日報)

　　廣大農村地區和城市相比，食品安全問題同樣不容樂觀。農村相對傳統觀念更濃厚，“操辦”之風尤甚一些，像孩子滿月、周歲、喬遷、升學等，都要熱熱鬧鬧擺上十幾桌幾十桌酒席，這都會無形中增加了“聚會”“聚餐”的不安全因素；另外，由於長期以來農村地區和城市高密集的監管機構設置相比，相對處於盲區地帶，關注農村餐飲食品衛生安全不僅找到了治理食品不安全因素的真正“抓手”，也或能起到一個“以點帶面”的社會示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分析，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出臺的《意見》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不過，監管能否真正落實到位，仍然令人擔憂。由於國內農村地區特殊的現狀，有“量大、面廣、點多、分散”等顯著特徵，如何完全實現監管目標、監管落實到細節，絕非“一紙文件”可以搞定。就制度性安排“做好農村集體聚餐的備案和指導，加強農村廚師的培訓和管理”，以及“提前向本村餐飲食品安全信息員報告，並簽訂食品安全承諾書”等安全防範似乎無懈可擊。然而，無論是備案還是向信息員報告，就解決了安全問題了嗎？備案或報告的功能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告知”的功能，採購食品安全與否，操作合乎規範與否，基層信息員既無法把關也無法鑒定檢測，這有可能為安全隱患留下“後門”。

　　如果將全部農村居民家庭完全納入《意見》監管之內，監管機構和職能遠遠無法滿足現實。按照目前體制，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只設到縣一級，且人員很少，監管能力普遍不足。比如，地處西部的甘肅平涼市華亭縣，轄101個行政村，18.4萬人口。該縣食品藥品監管局只有19位工作人員，平均每萬人僅有1名監管人員。而且全縣無一所食品藥品檢驗技術機構，更沒有快檢車和快檢設備。這並非華亭縣獨有，全國80%以上的縣均如此。如果想讓《意見》真正落實到位、安全監管到位的話，不僅將涉及龐大的財政、物力、設施方面的投資投入，更涉及無數基層“監管人員、信息人員”的培訓培養問題。這在短期內無法解決，需要做好打長期仗的心理準備。

　　另外，農村餐飲食品衛生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大量的農村家庭本身並不直接生産相關食品。如辦酒席的時候，採購食材多來自於市場和其他生産廠家，也就是説安全與否並不由農村家庭和“基層安全信息員”説了算。就如“瘦肉精豬肉”問題、“農殘過高蔬菜”問題、“劣酒假酒問題”，採購的農戶肯定不希望出現這類問題，但並不排除來自於城市企業的或其他地方的“有毒有害食品”會侵蝕到這些農村。這就需要在落實《意見》的時候，要不僅要看到“點”還是“下游”，還需要看到社會的“面”和食品安全“上遊”的安全因素。總之，“功夫在詩外”，一紙《通知》只能是開始重視農村餐飲安全的契機，卻不是全部，維護農村食品衛生安全同樣任重而道遠。（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