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新頒布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規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6月17日《工人日報》)

　　近年來,對於任何一個有吸引力的城市來説,都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時代的進步要求城市應當給予外來人口一視同仁的平權待遇;另一方面,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資源緊張等又要求城市必須對外來人口進行適度的限度。如何在兩難選擇之間進行平衡,不少人都選擇把學歷作為外來人口的準入條件。

　　之所以學歷會成為對外來人口進入設限的“通用標準”,是因為在不少地方的決策者看來,面對外來人口設限可能涉嫌歧視的質疑,學歷標準是一個最好的擋箭牌:你學歷沒有別人高,你的機會當然要比別人少,就像雖然人生而平等,但是智力的高低是最大的不平等,你的成績沒有別人好,自然就不能用“人生而平等”來對競爭失敗進行抗辯。

　　這種説法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還是禁不起推敲和質疑。外來人口一視同仁地享受平權待遇,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要求,而提供公共服務的對象和依據只能是“生而平等”的個體,本不應該附加任何條件。如果公共服務的標準因人而異,不管設定的標準是什麼,都是一種歧視。

　　更進一步講,學歷的標準看似客觀,其實很不客觀。一方面,學歷不代表能力,更不能代表貢獻,一個高學歷者對城市的貢獻未必要大過一個低學歷甚至沒有學歷者,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即便從功利的角度考慮,城市以學歷作為標準進行“一刀切”也難以實現利益最大化,更別説從公平的角度考量;另一方面,一個人的學歷固然與其智力、稟賦、努力等個人因素有關,但也與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有很大關係。如果社會基礎資源分配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其他分配標準,就難言公平。

　　當下,我們教育資源分配確實存在著不公平,相比于城市市民來説,作為外來人口的非城市市民本身就沒有享受到同等優質的教育資源,再以與教育資源分享程度有直接關係的學歷作為準入標準,實際上意味著社會資源在兩次分配過程中,外來人口受到雙重歧視,與城市人口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應該説,城市發展之所以成就斐然,並且對外來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本身就是資源分配優先的産物。對此,城市應該對外來人口的“犧牲”心存感激之情,以更為開放包容的心態吸納外來人口,而不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方式對外來人口設限。當然,要從長遠和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要靠各種社會資源在區域之間的公平分配,而不是不斷為“馬太效應”的産生創造條件,讓城市總是處在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