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高中學歷要求而廣受質疑。

　　這項旨在為流動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提供法律保障的規定卻被指是一種“變相歧視”。圍繞條例産生的質疑和爭議再次將公眾引向已備受詬病的戶籍制度。

　　“城裏的月光，把夢照亮……”多年前許美靜的一首歌，唱出了外來務工者的心聲。他們千里迢迢背井離鄉走進城市，只是希望城市的霓虹燈能讓他們的生活改變。這些人不甘於一輩子被禁錮在貧瘠的土地上，做一個城市人是他們的夢想。

　　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紮根並不簡單。這過程中的諸多限制，往往讓外來務工者在轉了一大圈之後很可能再次回到農村。

　　日前，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學歷要求而備受質疑。新規中規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新規是為流動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提供了法律保障，還是一種“變相歧視”，人們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杭州居，大不易。

　　被學歷擊碎的城市夢

　　事實上，浙江省從2009年就開始實行居住證制度。在當時，這項制度被認為是對戶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探索。因為從暫住證到居住證，雖然字面上僅一字之差，卻意味著對流動人口從“治安管理”到“社會服務”的重大轉變。

　　但此次杭州市的新規，卻引起了一場沸沸颺颺的爭論。贊成者認為這是城市管理的必然之舉，有利於提升城市品質和經濟的轉型升級。而反對者則認為以學歷定門檻，實際是一種歧視，這樣的規定無疑可能將許多人的城市夢擊得粉碎。

　　來自貴州的老鄭的城市夢就因此瀕臨破碎。他今年43歲，做得一手好木工。在全國兜轉了一大圈，兩年前落在了杭州。他現在跟著一家裝修公司已有兩年多時間，每月也能掙個三四千元。老鄭告訴記者，他原本有個夢想，就是能把家安在杭州。他説自己去過不少地方，就覺得杭州好，人好風景也好。他剛來時聽人説在這裡幹滿三年就能申請居住證，他希望能拿到那張證書，把老婆孩子都接過來。“聽説，有了證，能申請房子，孩子上學也方便。”老鄭説。

　　説到這裡，老鄭嘆了口氣，沉吟了良久才告訴記者，自己的計劃恐怕就這麼破滅了。他已經聽説了杭州市出臺的新政策，按規定沒上過高中的人不能申請“居住證”。而沒有居住證，孩子的教育就可能有問題。孩子的教育是老鄭心裏天大的事，他捨不得孩子在這方面受委屈。

　　“我念完小學就不念了，先回家種地，後來又跟著師傅學手藝。”老鄭説。他現在只好另做打算，他打算要麼回家，到貴陽試試。不然就到其他城市去看看，自己有手藝能養家，總能找到適合孩子的地方。他只是不太明白，為什麼自己沒有念過高中，孩子也要跟著遭殃。

　　與老鄭一樣的人還有很多。據了解，目前杭州市外來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為8.6年，遠未達到高中畢業需要的11年。這些老一代外來務工者幾乎沒上過學，但他們對這座城市的發展揮灑了汗水，貢獻了力量。這些人大都夢想能把家安在西子湖畔，但新規的出現，無疑讓他們跌進希望的谷底。

　　並非所有人都在乎這張居住證

　　對新《條例》的爭議不斷，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人都在乎這張居住證。來自江西的小李就直言自己並不關注新《條例》，也不關注居住證。小李高中畢業，按道理可以無視這條門檻。但他説自己並未想過要留在這裡，因為對於這個剛20歲的“90後”來説，這裡不過是人生中的一個驛站。

　　“我早晚要離開這裡。杭州是很好，風景也美，城市也漂亮。但我還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説不定能碰到我更喜歡的城市。”小李説他正計劃著明年就離開杭州，下一站是蘇州。

　　小李的話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外來務工者的心聲。這些年輕人從學校畢業直接來到城市，幾乎沒有務農經驗，因此他們更適應城市生活，也更加迫切地想要留在城市。雖然做著一樣的城市夢，但他們不願在年輕時就紮下根來，對他們而言，天空還很遼闊。他們有些人甚至抱著旅遊的心態，在一個地方打工，就在閒暇時把周圍玩遍；然後再踏上旅程，換下一個地方。

　　這些新生代來外務工者有學歷有活力，是企業主比較喜歡的員工。但他們的不安定也讓企業老闆頭痛不已。在杭州開飯店的董老闆就對記者講述了他的遭遇：有一次他招聘了一個小夥子，人機靈又聰明，幹活也努力。他就想把這個小夥子培養成店裏的管理人員。沒想到他花了很大力氣把小夥子培養成領班後，沒多久小夥子就離開了杭州。

　　這讓董老闆心裏不是滋味，重點培養的苗子就這麼走了，他直言自己今後不太敢大力培養年輕員工。“反正都要走的，花那麼大代價不值得。”董老闆説。

　　有專家指出，新生代外來務工者的頻繁流動，其實反映了他們追求更好待遇和發展空間的需求。此外，諸如戶籍制度、教育和醫療制度等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表達訴求的渠道等，也是“短工化”的原因。而頻繁的轉移，對新生代外來務工者的個人發展也不利。

　　根本在於改革國家戶籍制度

　　對新《條例》的爭論，其實反映了大眾對“同城不同命，同城不同教”等不公平現象的關注。公允地講，雖然新條例設置了門檻，但近年來杭州市一直在努力拉近同城待遇，盡可能為外來務工者提供公平的環境。杭州市流動人員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無法領到居住證的外來務工者仍然可以享受到就業社保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社會服務。《條例》雖然對申請居住證的條件有要求，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們正在盡力爭取將服務的面推得更廣，不過現階段可能還無法完全實現。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馮鋼則表示，新《條例》雖然從社會公平與《憲法》角度而言不合適，同時以受教育程度設置門檻也顯得過於簡單粗暴。但實際上，高中文化程度對於多數外來務工者而言並非很難達到。造成“同城不同待遇”現象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國家戶籍制度。如果不能對戶籍制動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同城不同命”的現實還將繼續。

　　而對於新《條例》，也有些人認為將對杭州市的社會治安管理或許有益。對此，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這樣的理解顯然有問題，簡單的將社會治安不好與外來人口劃等號才是真正的歧視。他認為，外來務工者對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付出了辛勞與汗水，可以説浙江經濟騰飛一是得益於民營企業主，二就是得益於外來務工者。儘管杭州市出臺政策有自己的考量，但應該盡可能善待這些為城市發展做出了貢獻的外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