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

　　日前，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學歷要求而廣受質疑。新規中規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

　　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每一次歧視，總有不同行為方式以及表達方法。文憑成為城市入戶、居住門檻，便是習焉不察的 “素質歧視”。與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廣開門戶、大量接納外來人口相比，近年來出現一定程度的逆動。其中，北京一位張姓政協委員2005年提出“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建議限制“低素質人口”進城，可視為標誌性事件。儘管張氏的“閉關之論”被論者駁得體無完膚，卻擋不住社會實踐的洶湧暗流，7年間“素質歧視”在各地愈演愈烈。

　　城市對外來人口一次次的歧視，輿論對管理者一輪輪的“啟蒙”，諄諄教誨，杜鵑啼血，可建言似乎從未被納，不經人大審批、公眾討論、專家復議、公開聽證的歧視政策照樣施然而至。城市大門只為“高中以上文化”的外來人口而開，其荒謬性不言而喻，“可惡指數”極高。大而化之，作為國民，要“暫住”于自己的國度，已是一個曠古未聞、四鄰罕見的奇聞，要是春秋戰國也要“居住證”，自學成才沒有任何文憑的孔子恐怕也無法週游列國了。“暫住”亦便罷了，還得分三六九等，非“高中文化以上”的外來人口不能辦“居住證”，真是咄咄怪事。

　　將外來人口當作“城市入侵者”、城市秩序的破壞者、公共資源的“搭便車”者，充分體現城市管理者的傲慢與偏見。“城市是我家，發展靠大家”，一旦“我家”發展起來，臥榻之側就容不得他人“鼾睡”，那些曾經被讚美的外來人口此時就成了城市的“寄生”乃至“增生”，不能硬生生“切除”，就通過各種公共政策（譬如高房價、禁止群租等等），將他們的“城市夢”打碎、“市民化”的路堵死。過河拆板，把外來人口僅僅看作為可增加城市GDP總量的勞動力，而完全忘記了人之為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存在之含義，也充分暴露某些人的工具思想與實用哲學。

　　拋開權利維度不表，就工具層面，讓外來人口涌進城市，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擴大“城市化紅利”也是我國未來發展之路。中國有九億農民，有著巨大的內需潛力，但是自給自供的傳統小農經濟模式影響了農民內需的發揮，如果將他們融入城市，吃喝拉撒都得購買，消費、內需自然就可以上來。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就表示，城市化將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同時他也指出，中國要解決農民工群體“融不進城市”和“回不去農村”的問題。

　　要繞過這一“暗礁”，補齊“短板”，就要告別將外來人口僅僅當作城市GDP貢獻者，而對超出“打工者”之外所有的權利、利益、需求等視而不見的工具主義思維，他們既是貢獻者，也應該是“城市化紅利”的分享者。表現在戶籍這項公共政策上，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為新市民的合法權利設置或增添障礙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