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友興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推進黨內民主政治、地方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方面進行了不懈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

　　從“自薦海選”到“村務監督委員會”，深化與完善了浙江村民自治的機制。2005年3月，杭州市余杭區塘棲鎮唐家埭村以“自薦海選”的方式選出村委會成員，這在全國基層民主選舉中首開先河。2004年2月武義縣在白洋街道後陳村開展完善村務公開與民主管理試點工作，探索村級民主監督體制與機制，這就是馳名全國的“村務監督委員會”的來源。天臺縣創建的“村民提案制”、仙居和寧波等地創立的村務“公決制”、衢州市的“五步工作法”等，都在不同層面進一步豐富與完善了村民自治機制。

　　從“工資協商”到“工會維權”，創建了社會（企業）民主的新形式，有效地維護了職工的利益，從而推進了和諧社會的建設。2003年，溫嶺市新河鎮政府為解決當地非公有制經濟勞務糾紛而想出來一個點子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2000年10月，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協會（2005年1月更名為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成立，一種新的工會維權模式産生。

　　從“民主懇談”到“民主促民生”，拓展了地方民主決策的渠道，完善了地方政府民主治理的機制。民主懇談1999年發端于溫嶺市松門鎮“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後逐步推廣到溫嶺的政府機關和非公企業，鄉鎮重大事務決策、政府職能部門處理公共事務及黨內民主生活會都廣泛引入了民主懇談機制。杭州市從2000年以來，先後在公民評議政府、市長熱線、機關效能建設、人民建議徵集、公民參與城市規劃等方面進行了創新，形成了以“參與式”為亮點的“民主促民生”城市治理模式，包括“開放式決策”、“市民投票”、“重大工程建設”民主參與等機制。

　　在城市社區，如何實行民主管理，浙江也有不少值得全國關注的經驗。

　　總之，當我們回顧浙江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就時，不應忽視浙江人民在民主政治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全國的領先性。當然，浙江的領先理應被置於中國整個政治社會經濟背景中。某種程度上看，浙江的變化就是整個中國的變化，浙江的發展與演變的邏輯代表著整個中國的發展與演變的邏輯。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