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季先

　　機構投資者優化股權結構、改善公司治理的“多贏”制度效用得到監管部門的重視和肯定。在日前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年會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要推動更多機構投資者積極參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對於已經習慣上市公司“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的諸多資本市場參與方來説，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具體變革制度路徑，或許還沒有來得及梳理清楚，但監管機構鼓勵相關機構投資者介入上市公司治理的監管努力已經開始，而且監管扶持力度不會太弱。

　　然而，擺在監管層面前的困難顯而易見，除了既有機構投資者自身所管理資産佔流通市值和上市公司總市值比例“雙低”，無法起到牽製作用外，推動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內外部法律體制障礙問題仍在。譬如，機構投資者參與的制度切入口問題，源於機構投資者羸弱的股權控制關係，機構投資者進入上市公司董事會及其內控委員會至今沒有有效手段，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模式，也還停留在比較原始的“道德自覺”層面，缺乏有效制度規範。

　　幸運的是，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堅冰已經隨著《證券法》、《基金法》相關法律制度的陸續修改完善開始融化，其持股資産規模上的劣勢，也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等各類機構資金的入市、“股東”成色加重而得以部分彌補。機構投資者大規模參與上市公司治理，除了時間問題外，剩下來的問題可能也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為機構投資者找到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機制突破口，在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公司治理層面，找到能夠實現機構投資者改善公司治理價值的位置，比如董事席位、經營控制委員會委員席位等。

　　聯絡到當下A股上市公司一股獨大、機構監督缺失、內部人控制比較嚴重的公司治理現實，並結合我國未來的證券立法走勢。筆者認為，機構投資者參與上市公司治理最好在董事會層面尋找突破口，並與未來的獨立董事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其原因在於，當下A股上市公司基本繼承西式“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公司治理架構思路，從董事會董事席位楔入就等於抓住了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牛鼻子；當下獨立董事所謂的“花瓶獨董”、“福利獨董”問題及隨之帶來的獨立董事制度存廢爭議，為機構投資者作為非執行董事參與上市公司董事會提供契機和可能。

　　事實上，恪于主客觀條件限制，獨立董事多數在其位不謀其政，甚至集體缺席股東大會等關鍵會議。與其讓獨立董事職位繼續成為花瓶、特權者福利，倒不如引進“外部非執行董事”，通過制度革新將這些職位按照既有董事會獨立董事設置的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交給機構投資者作為非執行董事席位行使。譬如在A股上市公司中，廢除或減少獨立董事席位，新設剛性外部非執行董事席位，約定持股比例超過3%的機構投資者，或合計持股比例超過3%的機構投資者，可以單獨或聯合提名一名非執行外部董事，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動人不能提名外部非執行董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