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瑞安市塘下鎮陳姓夫婦，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計生局罰了130萬元，創下了溫州徵收社會撫養費之最。瑞安計生部門解釋，當地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現象較為嚴重，所以在處罰標準上都往高的靠。（5月30日 《都市快報》）

　　向超生家庭依法徵收社會撫養費，是計生部門的職責所在。但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標準應該是多少，各省區市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具體執行徵收的地方計生部門説了算。地方自由裁量權較大，也容易被個別幹部“鑽空子”，借此搞權力尋租。尤其在信息不透明、監督難到位、責任欠明晰的情況下，社會撫養費難免被當做一塊“唐僧肉”。

　　因為利益驅使，一些基層計生部門為完成所謂的“指標”，不惜採取過火行為，讓人感到擔憂。其實，令人擔憂的不只是社會撫養費是否被截留、挪用、侵佔，問題更在於，社會撫養費徵繳“自由度”過大，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很可能使計生工作面臨被利益綁架的危險。前不久，有媒體直指全國因超生而徵收的社會撫養費數額巨大，且去向成謎，就曾引起廣泛關注。

　　利益的驅使也使計生工作“一頭緊一頭松”現象凸顯，傷害社會公平：一方面，個別地方、個別幹部對超生現象懲處不力，有的對富人、名人網開一面，有的甚至收受超生家庭錢財，對超生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異於變相縱容他人超生；而另一方面，“失獨”家庭越來越引起社會關注，媒體保守估計我國“失獨”家庭高達上千萬個，這些家庭的物質保障和精神撫慰狀況堪憂，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施30多年，這一政策對抑制人口過快增長功不可沒。但近年來，有關“獨孩政策”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新生兒男女比例失調問題、勞動力“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問題、人口素質問題、作為社會基本細胞的家庭結構脆弱化問題，等等，也引起較多討論。如何確保計劃生育政策落到實處，增強政策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必須打破權力尋租的“小利益”，避免因個別人的行為造成負面激勵。

　　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決不能因一小部分人利益尋租，而在執行的過程中變形走樣。可以説，改革社會撫養費徵收、使用和監督方式，改革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方式，改革計生部門工作體系，已經迫在眉睫。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一些人拿計生工作當牟利工具，計劃生育這一事關國家和民族發展根本命脈的政策，才能不被扭曲和綁架。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