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在山東大學作《收入分配改革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的專題報告。鄭功成認為,社會財富分配的改革,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民生問題,而是上升到一個社會、經濟、政治等縱橫交織的綜合性問題,成為當前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

　　鄭功成提到,城鄉居民的收入長期低於GDP增長,“蛋糕”的分配政策實際上是不利於居民的。他去年到天津一家國企調查,一個技術女工,16歲進廠,工作21年,還是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人大代表,一個月才收入2000元；再到北京企業調查,一線的勞動者,扣除“五險”之後到手的也就是2000元,普遍偏低。

　　“一線勞動者的收入低、居民的收入低,創造社會財富的人收入低,國家怎麼發展?”鄭功成認為,多數人的收入處在一個低收入的狀態,必然會影響消費能力,也是造成當前消費增長不如預期的根本原因。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勞動報酬是當前社會收入分配必須解決的問題。

　　2007年鄭功成到瑞典調研,瑞典放了一個關於我國生産玩具的電影,高強度勞動、到處充滿了粉塵的工作環境,還讓加班……為此,瑞典甚至掀起了抵制中國玩具的運動。

　　“這一事實提醒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不能這麼低下去。”鄭功成認為,形勢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低勞動成本,讓全世界沾了光,結果GDP上去了,但民生改善有限。應該換一種思路,給農民工加100元工資,讓他們也有錢能去買玩具。

　　鄭功成呼籲,中國農村居民8億多,相當於兩個歐洲的人口,如果這部分人手裏有了錢,中國的GDP再維持30年的高速增長也沒有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鄭功成認為,上世紀80年代講“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是非常合理。然而,鼓勵先富的關鍵在於是怎麼富的?一次,鄭功成到山西某縣調查,問“這裡有沒有億萬富翁?”,結果對方説“我們應該不少於50個。”當時鄭功成對一個30萬人口的縣竟有50個億萬富翁不太相信,但後來他從報紙上看到,僅這個縣組織的一個慈善晚會就受捐了38.5億,如果按平均每人捐5000萬元、又不是“裸捐”推算,就應該有77個億萬富翁。這些財富是怎麼積累的?這部分人是先富了,卻是以生態環境為代價,以本應與子孫後代共享的資源為代價,這是不可持續的。

　　違法者先富,完全不顧法律者暴富,這已不僅是分配的問題。必須得加快社會改革步伐了。

　　不僅做大蛋糕,而且要分好蛋糕。鄭功成認為,構建長期公正的社會制度,首先是理念要更新。30年改革的經驗證明,不是經濟增長了,社會就公平了,所以一定要把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放在並重的位置,才能利於繼續做大蛋糕。

　　要真正建成公共財政,向民生傾斜。鄭功成認為,財政50%以上要用於福利和教育,香港1998年就是這樣,教育統籌局、衛生福利局用50%多,其他的十個局加起來40%多。還應通過政府減稅,提升勞動報酬。目前我們的稅收增長太快,GDP增長不到百分之十,財政收入增長百分之二十,所以減稅是一個必然趨向。

　　社會保障應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基本制度。鄭功成認為,社會保障的作用是解除人們的後顧之憂,“雪中送炭”是在共同貧窮的時候講的,現在社會保障要跟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協同推進,成為調節財富分配格局的一個基本制度,甚至是根本性的制度。通過覆蓋全面的養老保險制度,解決人們的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