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的若干民生用品上調價格後，準會聽到希望物價主管部門切實履職、對成本與價格進行審慎分析的聲音。同時，民眾也就要求企業提供具有説服力的成本上漲依據，證明自身利潤的合理性與非暴利。必須指出，這不違反市場經濟規則，而是確保市場天平的公正理性，避免信息壟斷與不對稱，不給不良商家串謀哄抬漲價以可乘之機。

　　當然，某些商品價格的上漲是國際性問題，一些企業確實面臨成本上漲的壓力。但是，天下沒有只賺不賠的買賣。既然是市場經濟，企業顯然也要承擔市場變化帶來的經營風險，沒有理由將成本上漲的壓力全部轉嫁給消費者。

　　隨著物價的上漲，還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勞動者的工資是否也應水漲船高？這種訴求的合理性源於，既然企業能夠以成本上漲為由上調産品價格，勞動者同樣有理由根據生活成本上漲要求漲工資。可在現實中，不少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卻是緩慢的，甚至數年紋絲不動。究其原因，僅憑勞動者一對一地與資方議價，效果往往不佳，時常會遭遇老闆“漲薪沒門，不願幹走人”的蠻橫回應。

　　對此，勞動者的娘家人不能等閒視之，一些地方的工會組織推出的工資集體協商大有可為。我特別讚賞浦東，“若本年底企業有好的利潤增長，在上半年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基礎上，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增長幅度不低於3%。”這竟是浦東康橋工業區工資集體協議中的硬性指標，何等實在呀。

　　實行工資集體協商，一方面有助於從相對全面的角度審視市場，在勞動者的生活成本與企業的經營效益之間進行權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與公正；另一方面，此舉可以避免勞動者單獨與資方談判的勢單力薄，同時也能夠鞏固工會組織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可喜的是，截至去年底，新區工資集體協商覆蓋職工人數為49.67萬人，建立集體協商機制的企業12697家。甚至在新區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102家建立集體協商機制，其中78家已簽訂集體合同。集體協商無愧為工會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核心手段。浦東新區總工會正大力推廣，將在今年力爭實現集體協商機制覆蓋90%建會企業。

　　各地政府應將物價上漲與低保金、最低工資上調挂鉤，切實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工會更是身當其任，義不容辭。看看浦東，這一連串集體協商數據令人鼓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