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教委擬取消“首都教育家”評選，對行政指令鳴金收兵。“旨在營造首都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樹立優秀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先進典型”──評選“首都教育家”的初衷不可謂不好，但如果無視教育規律，對教育搞指令性計劃，按簡單劃一的標準來衡量教育家，則會導致手段與目標的背離。須知，教育家不是評出來的，而是長出來的。

　　教育家是教育領域的集大成者，對教育思想、教育實踐和社會公眾有著公認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長期含英咀華的積澱，是畢生思想實踐的陳釀，不可以用固定標準一評而得。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教育家辦學”這一命題。儘管對教育家充滿期許、呼聲不斷，現實中卻有“千呼萬喚也不出來”的無奈。“中國當代有沒有教育家”之問，更是點到了教育的痛處，令人扼腕。評選“首都教育家”，用值得商榷的方式觸及一個問題：應該怎樣培養我們時代的教育家？

　　考諸歷史，從提出“有教無類”教育平等思想的孔子，到蝸居山洞開課授徒的朱熹，再到近代的黃炎培、蔡元培、吳玉章等人，中國自古以來教育家燦若星河，中國並不缺少涵養教育家的歷史土壤。而經歷階級鬥爭為綱形成的高度政治化，教育淪為政治統治的附庸和工具，那是一個“教育無學”、“教育無家”的年代。總結歷史經驗，培養教育家需要尊重教育規律，尤其是教育與行政權力之間應該保持適當距離，保持教育“獨特的靈魂”。

　　對政府部門而言，與其吃力不討好地干預教育，不如劃清行政權力的邊界，政府的歸政府，教育的歸教育，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教育規律才能伸展自如，也才能為教育家的生長提供雨水和陽光。對於廣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最接近教育家的大學校長來説，創新教育理念、開創教育實踐，來自個人的首創精神和創新勇氣，點滴之間或可觸及教育家這個神聖的名稱。

　　70年前，陶行知曾主張 “第一流的教育家”，呼籲有膽量創造的“創造的教育家”，有膽量開闢的“開闢的教育家”。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經濟轉型挑戰的新時期，中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更加需要“第一流的教育家”。而這，絕非行政指令的一紙獎狀可以解決，更需要在社會文化土壤中浸潤涵養、逐漸生長。（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