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領導人的 “餐敘”剛剛結束，外媒就透露，歐元區至少一半成員國的政府以及若干大銀行、大公司，眼下都在針對希臘可能的退出制訂緊急預案。

　　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貨幣聯盟實驗將宣告至少部分失敗。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幕，更引人深思的是，困擾幾乎整個發達世界的債務頑疾折射出許多經濟學家所稱的 “認知坍塌”──現代西方經濟從理論到實踐，從制度到個案，受到嚴重挑戰，亟需獲得突破。

　　當代西方經濟理論體系以自由市場觀念為核心，近幾十年，這一體系發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資本主義階段，逐漸遠離實體經濟軌道。基於這一體系而構建的制度發生明顯斷裂，不斷發酵的發達國家債務危機，特別是當前的歐洲亂象便是明證。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再到社會和政治危機，歐洲一直沒能擺脫危機──救助──再危機的噩夢。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一方面，必須忍痛對二戰後建立起來的歐洲高福利制度進行大手術；另一方面，只憑一味緊縮藥方遠不足以使歐洲擺脫債務危機。

　　但由此，帶出更為嚴重的深層次問題。首先，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回望歐債危機歷程，不少歐洲國家領導人明知必須向高福利制度舉刀割肉，但實際上總在努力買時間，把危機後延。其次，在創造財富的能力方面，基於幾十年財富透支的背景，歐洲不少國家一時間很難找到增長的“銀彈”，甚至被認為陷入了“無法增長的漩渦”。

　　在危機應對的制度設計方面，一些最新情況顯示，不少歐洲國家政策反復，似乎方寸已亂。西班牙近日自食其言，再度對銀行國有化；法國新總統上臺，提出要修改歐盟 “財政契約”，不顧德國的強烈反對力主發行歐洲債券；希臘大選後三次組閣失敗，政府領導力出現危機，退出歐元區風險大增……

　　面對洶湧的反緊縮民意，越來越多的歐洲領導人開始調整政策，強調增長。但歐洲內部發展的不平衡與歐元區制度設計的滯後，使得整體決策步履維艱。

　　面對債務頑疾，西方國家應對乏術，暴露了自身從理論框架到制度設計等“認知”困境。而在全球層面，西方的傳統“認知”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即將離任的世行行長佐利克就曾多次指出，在多極化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西方經濟知識體系已不具備以往的獨尊地位，發展經驗的流動方向也不再局限于由北到南。許多學者認為，發達國家要擺脫當前的困境，需要創新現有知識體系，吸收和借鑒來自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做法與經驗。

　　古今中外，因危機而獲創新性突破的例子屢見不鮮。20世紀上半葉大蕭條年代，凱恩斯主義誕生，為解決經濟危機提供了理論基礎；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扭轉了普遍的社會焦慮。近年的情況表明，舊的凱恩斯主義難救新的危機。人們期待面對危機與挑戰，東西方智慧能夠融匯碰撞，重建全球經濟認知架構。 （據新華社北京5月2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