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網評】20多天前，當大連足協秘書長毆打體育記者陶邢瑩的風波平息後，新民晚報體育部主任閻小嫻説了一句話：但願這起打記者事件，敲響一次警鐘；更祈盼，能為此類惡性事件畫上一個句號。現在看來，我們的記者們還是過於天真了。此“盼”餘音未了，上海街頭便重演了一齣醜劇：雍和等3名攝影記者為記錄上海老城廂的變遷，在黃浦區一工地附近採訪攝影時，竟遭多人圍困並毆打，不同程度受傷，一台相機損壞。

　　莫非新聞記者的履職必然要“充滿風險”？

　　這些年來，時常有各國記者以身殉職的報告：2001年全球37名記者在執行採訪任務時犧牲；2004年有54名記者因公遇害；2007年全世界86名記者獻身；2010年全球105名記者不幸罹難；……就在一年前的4月20日，兩位在利比亞米蘇拉塔拍攝巷戰的西方記者遭迫擊炮襲擊身亡，他們是美國《名利場》的攝影記者蒂姆海瑟林頓和蓋蒂圖片社攝影記者克裏斯洪德羅斯。這些用生命採訪，用生命拍照的記者令人肅然起敬。要是説，在槍林彈雨的沙場上、刀光劍影的打黑戰中、危機四伏的掃毒行動裏，流血傷亡不可避免，那麼，如今在中國的和平年代裏，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的記者行使合法的採訪權、進行正常的新聞拍攝，居然也要擔風險、遭不測，豈非咄咄怪事

　　有人説，記者挨打事件，是偶然的、孤立的，沒有必要將它們勾連起來。誠然，從發生在各地的多起惡性事件看，確實沒有相互關聯，也不可能是一個個有策劃的預謀。但偶然中蘊含必然，共性寓于個例，這些看似互不相關的事件，卻有著共通之處，那就是對法制的漠視，對記者採訪權報道權的剝奪。當然，記者並不享有什麼特權，毆打記者未必就“罪加一等”，但記者本身也是公民，對公民基本的人身權利予以切實保護，也包括對記者人身安全的保障。何況記者的採訪報道，是受公眾委託、社會授權，保護記者的採訪權報道權，就是維護公民的知情權。阻擾記者的正當採訪，不是心虛畏懼，色厲內荏，就是藐視法律，冒犯公眾利益，無論如何都是難以容忍的非法行徑。

　　匪夷所思的是，諸如此類的現象似有增多趨向。陶邢瑩被打之後，一位資深足球記者連呼“看不懂”，説這麼多年的賽場報道、球營探訪，從未遇到過那麼野蠻無理的“待遇”，如今是怎麼啦？而此次被圍毆的上海知名攝影記者雍和，勤奮而敬業，背著相機走南闖北，不知拍攝了多少重大新聞、突發事件，也從未遭遇暴力、受傷流血。法治建設持續推進，普法教育未曾間斷，何以記者的工作環境卻反而惡化了？

　　“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炮火還不夠近”；“如果我們記者不在現場拍攝、報道，那些事情就會像仿佛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兩位相距半個世紀先後殉職的攝影記者如是説。我們的記者為時代留影，為歷史建檔，他們腳踏實地，走進火熱生活，身入新聞現場，瞄準社會焦點，他們以自己忠實的報道回報公眾信任，也渴望有一個理想的工作狀態。採訪的勞累、拍攝的艱辛，他們可以忍受，也心甘情願，毫無怨言，惟願最基本的人身權利獲得可靠的保障，所付出的代價只是流汗，而沒有流血；即便有風險，也只是來自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絕非法盲打手愚蠢的暴戾。（新民網特約評論員呂怡然）

　　(來源:新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