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結束訪歐之際，5月2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中國對歐洲充滿期待》，期待歐洲對華更加開放合作。

　　在此次李克強出訪行程中，所到諸國的主要媒體上，都發表了李克強的署名文章，介紹中國發展，回應外界關心。例如4月26日李克強在《俄羅斯報》撰文《世代友好的鄰邦 互為機遇的夥伴》，4月30日在匈牙利《民族報》撰文《真誠的友誼 互利的合作》，而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李克強明確提及希望歐洲“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

　　當然，這並不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海外媒體撰文，但在對外訪問中如此密集的撰文，還極為少見。

　　配合中國領導人對外訪問，國內多部門都有參與方案，但是從這些年經歷來看，領導人本人或高層的輿論經營，對於輔助官方外交，直面爭議，解疑釋惑，打造更加開放多元的國家形象，裨益良多。僅此次李克強訪問歐洲之後，英國學者中已有不少人開始深入思考——是否需要部分修正歐洲以往對華關係的框架，超越高技術出口、人權等糾纏多年的敏感問題等。

　　傳統上説，領導人的對外訪問，多在於精英對話，與不同國家首腦達成共識或縮小分歧。但這些年來，國際輿論中的對華態度，一方面越來越多地影響各國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的確留出了許多需要我們解答的問題。如果問題累積越多，國際輿論對華態度就越複雜，如何回應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持更開放自信的改革政策，也需要平時更加迅捷的輿論對話。因此，輿論在領導訪問之後呈現什麼樣的變化，就成為考察外交成敗得失的重要指標。

　　更進一步説，中國不但需要開放的國際輿論對話，更需要來自政府高層的輿論經營。這是打開國門搞好公共外交的一個典型方式。

　　作為政府外交的主導者、當事人，國家領導人在海外媒體上的撰文，可以被視為中國戰略的平實闡釋，也可以被當作對海外公眾與國家領導人的面對面交流。長期以來，我國輿論習慣以傳達、學習的方式進行領導人的政治傳播活動，而在當前媒體快速發展、對話日漸直接、輿論衝突也不斷展現的年代，領導人既是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又是最重要的政策傳播者，當然也是最重要的輿論傾聽者。

　　就中歐關係而言，數十年來雖有議題變化，但是總體框架和存在爭議領域卻比較固定。我們不缺乏學者間的對話或者領導人間的外交活動，但更加平實、更加直接的輿論經營還不多見。李克強副總理髮表在《俄羅斯報》或《金融時報》的文章篇幅雖不長”，卻能從中讀出中國政府官員的自信和坦率，引發國際輿論的思考和辯論，這恐怕是大家更期待的外交成果。

　　□石嘉（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