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田亮夫婦在港生“二胎”事件引發輿論關注。據相關規定，如果認定超生，依田亮夫婦被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很有可能達到幾百萬。記者調查發現，若以9億元作為2011年內地各省市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平均數，全國31個內陸省市總徵收規模高達279億元。而這些社會撫養費，在許多地方卻“去向成謎”。(據中國廣播網5月2日報道)

　　計生罰款以前直接叫超生罰款，“入世”後改稱社會撫養費，但它本質上仍是一種行政罰款，而不是一種行政收費。實際上，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作為一種遏制超生的處罰手段，其“超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社會公共資源”的收費依據，的確較難説通。而且，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事實上讓超生合法化了，甚至成為有錢人的特權，這也是最讓普通公眾憤怒的不公所在。

　　一個眾所週知的常識，“罰款”總是容易與“創收”同時存在，社會撫養費自然也不例外。為了避免社會撫養費陷入“為了罰款而罰款”的罰款經濟泥沼之中，成為一種地方政府“創收”的手段，社會撫養費理當被嚴格管理，既要收的有依據，更要用的透明合理。可惜的是，在很多地方，社會撫養費不僅已成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來源，而且資金去向毫不透明，甚至看似“清水衙門”的計生委，也因社會撫養費而成為一個“油水衙門”。

　　每年高達200多億元的社會撫養費，最後究竟都“撫養”了誰，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能將這筆錢用到貧困地區兒童學習生活條件的改善，或者將這些錢用於兒童營養餐計劃、校車計劃等等，不僅會直接讓全國兒童受益，社會質疑想必也不會這麼大。問題在於，這些錢很可能被作為“突擊花錢”的一部分隨意花掉了，或者被當做“三公消費”的資金來源吃喝揮霍掉了，要麼存在單位的“集體小金庫”裏，要麼直接進了相關人員的個人腰包。

　　如果社會撫養費這樣徵收使用，那麼，計劃生育的國策無疑就成了一些人發財的門路。他們先是代表社會向超生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然後又代表社會讓個人利益或部門利益成為被“撫養”的唯一對象。我們不應該任由社會撫養費的隨意徵收與肆意尋租，“為了罰款而罰款”既不該是社會撫養費的徵收目的，“憑藉罰款而發財”更不該是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效果。這個意義上，應否放開生育政策的討論，與該不該監管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其實是完全不搭界的兩個問題，前者事關國家生育政策，後者則僅與懲治腐敗尋租相關。(文/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