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一些醫院集中出現保定患者住院治療現象。記者赴保定調查發現，保定各大醫院限收職工醫保病人。據悉，保定實行名為“總額預付制”醫保新政，醫保中心給醫院定指標，要求醫生限收職工醫保病人，超出限額的由醫生自行承擔，若要在當地治療，患者只能自費。（4月23日《新京報》）

　　任何“新政”，都得考量自身政策代價：其一，會否造成“誤傷”，給第三方造成無謂損失；其二，推行成本是否過大，包括操作成本與管理成本。以此比照，保定市所謂“總額預付制”，想必難以令人滿意。

　　考量本質，“總額預付制”，無非試圖對既存醫保制進行補漏。因為，在現實的規則框架內，“職工醫療保險”不時處於低效運轉狀態——套保、過度醫療、資金浪費等現象時有發生。基於此，收束資金源頭的總量控制策略，成為一些職能者眼中的“治本之策”。但，過往的經驗一再表明，“總量控制術”，始終是最粗線條的管理方式，乃至其正效益往往不抵副作用。

　　如今的問題是，“總額預付制”的壓力，從醫院轉移到患者。為了不“超額”，某些醫院甚至拒絕接納職工醫保患者，於是正常的就診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現狀如斯，醫保費用是降下來了，可是醫院當盡的社會功能，“職工醫保”理應發揮的作用，卻一步步走向虛置的境地。顯然，“總額預付制”是一種自私的創意，為了功利的目的、基於管理的便捷，不惜扭曲了一些正常的功能與需求。誠可謂，因噎廢食、因小失大！

　　控制醫保支出，必得恪守“保障合理醫療需求”的前提。事實上，近期保定市人社局就知會各醫院，“必須保證醫保患者正常就醫”。但，“總額預付制”所産生的負面激勵，正使得“保證正常就醫”愈發睏難。此等尷尬後果，固然源於“總額預付制”根源性的理念偏差，也與其設計之初的失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一方面，大醫院的科室受制于“限額”，“每月只能收十來個職工醫保病人”；而另一方面，一些民營醫院、小醫院，則苦惱于“醫保基金使用指標根本用不完”。

　　粗糙的“總額預付制”，連起碼的“指標合理分配”都未能做到，此為明顯弊端之一。除此之外，它的淩亂之處還有很多，例如，以一種靜態的視角，估量潛在的職工就診需要，並藉計劃指標的方式分配資金；以一種有罪推定的心態，默認存在騙保、過度醫療等現象，且不惜誤傷、粗暴“打擊”……當某種新政失去針對性、不具命中精度，甚至“後果”不可控，又談何補漏“舊規”呢？在不完美的職工醫保現狀之外，“總額預付制”不過是在製造更多麻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