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目前最大多數上市公司已披露了2011年年報，這也意味著最大多數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也已浮出水面。由於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基本上集中了中國社會的高薪收入者之所得，所以，一年一度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披露總是倍受社會各方面的關注。

　　今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同樣引人注目。尤其是銀行、地産業高管的薪酬令人咋舌。作為地産“老大”的萬科公司，董事會主席年薪超過1500萬元，總裁的年薪也達到1300萬元，還有12位高管年薪在200萬以上。而在銀行業中，股份制商業銀行一些高管的年薪已經超過500萬元。2011年，深發展銀行行長的年薪為869萬元，招商銀行行長年薪為535萬元，民生銀行董事長年薪516萬元。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高管都能拿到這樣的高薪。就在市場各方對上市公司高管的高薪酬高度關注的時候，一些高管的低薪也被媒體挖掘出來，比如，有媒體的報道稱，“上市公司最窮董事長年薪3000元”，而這位“最窮董事長”得主就是江泉實業的董事長于孝燕。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年薪只有3000元，這無論如何都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即便是月薪3000元，對於上市公司董事長來説也是少了一些。年薪3000元，按月薪計即是每月250元收入，這樣的月收入不僅低於全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水平，甚至比低保收入還要低。試問這樣的收入，如何能夠維持董事長的生存？又如何能夠維繫董事長對一個家庭所應承擔的責任？所以，面對最窮董事長3000元年薪的消息，本人絕對是不會相信的。不過，如果説是董事長一頓飯吃掉3000元，這我會相信。

　　事實上，最窮董事長年薪3000元的消息也確實是有關媒體對市場的“誤導”。實際上，這位最窮董事長並非真的是“最窮”。只要投資者翻閱一下江泉實業2011年年報，看看“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持股變動及報酬情況”的相關內容，就不難發現，雖然在“報告期內從公司領取的報酬總額”一欄裏，于孝燕領取的報酬金額為0.3萬元，但在隨後的“是否在股東單位或其他關聯單位領取報酬、津貼”一欄裏，明明白白地填列著“是”。也就是説，于孝燕是在股東單位或其他關聯單位領取報酬、津貼的。而且作為該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的田英智年薪都拿了12.3萬元，作為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于孝燕來説，其年薪又怎麼可能是3000元呢？因此，于孝燕在股東單位或其他關聯單位領取報酬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最窮董事長”並非“真窮”。這件事情暴露了目前某些媒體與財記在新聞報道中的浮躁。與此同時它更暴露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過程中的不規範做法。作為上市公司董事長理應與上市公司共命運，但如果就連薪酬也是在外單位領取，而不是在上市公司領取，這又如何能與上市公司共命運呢？進一步講，就連董事長的薪酬都是在股東單位或關聯單位領取，那麼在上市公司與股東單位或關聯單位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上市公司董事長又如何能夠理直氣壯地維護上市公司利益呢？因此，上市公司董事長不是在本單位領取薪酬，而是在外單位領取薪酬的做法，是不妥當的，應儘快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