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4月9日公告稱，3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3.6%，環比上漲0.2%。

　　上述數據雖然比之高位水平尚屬正常，但其預警的長期潛在通脹風險絲毫容不得等閒視之。3.6%的同比漲幅已是去年7月份CPI見頂回落以來第二次反彈，這不僅暴露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膠著的深層次矛盾，而且也暴露了中國的實際通脹水平及潛在通脹風險被低估之嫌。具體來説就是：

　　第一，中國的通脹壓力直接來自食品價格上漲過快等結構性失衡，如3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7.5%，這種結構性失衡僅管不無氣候失常等短期因素作祟，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於中國的農業生産並不具備比較優勢，中國原本較低的農産品價格主要維繫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因此，這種脆弱的基礎，將因為農民增收的必要性以及農村人口轉移的必然性而不斷鬆動。

　　第二，除了食品價格上漲過快等直接推力，中國的潛在通脹風險之要害仍在於投資需求偏高、銀行流動性過剩等難以消弭之痼疾，這種內源性的通脹“病灶”，加之國內外生産要素價格很有可能繼續上行，以及國外發達經濟體為了提振經濟而一再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防止通貨膨脹的努力仍將承受巨大壓力。

　　第三，中國新一輪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已經開始有所顯現，如國家發改委日前宣佈，汽柴油零售價分別上漲6.4%與7%，漲幅創下2009年6月以來近三年新高。只不過，由於中國的通脹傳導機制較為遲滯，而按照以往經驗，能源價格上漲大致需在6個月後明顯推動PPI上漲，並在5個月後繼而傳導至CPI並且産生持久影響。

　　第四，造成中國通脹壓力不斷放大的另一重因素是快速擴散中的通脹預期。理性經濟人的決策和行為主要取決於其對未來的預期，而中國欠成熟的市場生態更是很容易加劇市場主體過度反應，近期蘭州鹽價傳言使得全城出現搶鹽潮即是例證。

　　第五，中國一路高企的基尼系數加重了通貨膨脹的“逆向分配”。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對於以普通商品為主體的物價上漲敏感程度遠甚于富裕階層，而其結果，則如北京市統計局與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聯合發佈的統計公報所顯示的那樣，2010年北京低收入層CPI漲幅達到4%，高於全市平均數1.6個百分點，相差幅度高達2/3。

　　假如中國要在未來10年保持每年7%左右的增長率，同時投資佔GDP比重從目前50%降至40%，並且外部盈餘保持不變，那麼，內需拉動必須達到年實際增長9%以上。而內需的持續增長是不可能在通脹稅不斷侵蝕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財富的情況下得以完成。因此當務之急，中國必須對通脹風險作合理評估，並且在此基礎上，將可接受的通脹水平設定為宏觀調控的剛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