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長陳建華在公開場合表示，廣州解決垃圾圍城時間僅剩3年！為此羊城晚報昨天報道了《垃圾分類，市場怎麼沒參與？》的消息，一針見血指出要改革現有的垃圾管理體制，實現政企分開。

　　從現實語境來看，廣州在繼續填埋和選址焚燒的兩難困境中已經搖擺了好幾年，在民間壓力中一直沒定論，但廣州的人口和垃圾增量卻一直沒有停息，以至於有圍城一説。與此同時，唯一可以達成共識的垃圾分類又遠未深入到公民的日常行為中。至於政府為了強化分類所作出的懲罰制度，也未見罰過誰，猶如一紙理想空文。看得出，建構一套新型的垃圾分類和處理模式，不但在觀念上有待時日，在程序上未能有機運作，在執行上也有著太多行政難以企及的空白之區。

　　從公民素質養成來説，新一代的少年兒童會比成年人更容易接納諸如環保、節能、分類等新觀念並從小做起，進而形成人生習慣。但是這個城市並不是全部由兒童和聽話的人構成的。龐大的流動人口、草根謀生階層，不可控的城市公共領地，已經定型的傳統生活習慣，這一切都在抵消著單純義舉一般的垃圾分類回收。如果硬要推進懲罰措施，約束每個人丟垃圾的動作方向，這不但是一種高成本的監督，而且也遠離了民眾意願，並不能真正提升公民的自覺性。

　　想要解決垃圾分類及回收問題，人們常常又想起收買佬這個行當。大多數家庭都會把舊報紙塑料瓶留著賣給這些分佈大街小巷的“專業人士”。哪怕僅僅換回二三十元，也有一種既清除了垃圾，也獲得了回報的幸福感。恰恰這種良好的體驗，不是由道德宣傳、約束制度帶來的，是理性人的經濟本能，也是市場發現的機會。可惜的是，職能部門一直忽視這一類似具有商業及環保二合一本質的行當。試想，如果授權給一批企業開展上門回收垃圾的業務，在利益驅動下，不但能讓居民有收穫，還大大提升了一個區域的回收效率和效益。政府也能從中解脫，安心做好規劃、引導和約束。為何不去推行呢？

　　我們經常説垃圾管理制度，卻忘了制度的本質應該是一種本能的像生命一樣的機制。無孔不入的企業行為，如果既能給予居民利益好處，又能獲得回報，最後還能完成替這個城市減害減排的目的，就是一種有機制度。因此無論是在街頭布點獎勵市民提交廢品，還是通過公司向居民購買垃圾，回收廢品賺取利潤，市場機制總有無窮盡的方法創新。甚至這種市場的力量還會倒逼越來越多的家庭自動進行垃圾分類。但凡對個人有實利，對企業有效益的市場，基本上不用政府操心去做。納稅人就等待政府去好好規劃和整合力量分配就夠了，有關部門也不必再想著如何擴大編制安排更多的人力去追蹤去懲罰去監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