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個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到之後陸陸續續進行試點的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和青銅峽等地，包括官員財産申報、公示在內的領導幹部個人事項公示制度，雖然各地具體操作有較大差異，但結果卻非常相似──沒有結果。記者近日回訪了上述5個試點地區，浙江慈溪、寧夏銀川和寧夏青銅峽三地的回復都是 “零投訴零異議”。(4月4日《南方都市報》)

　　“零投訴”是否意味著“零問題”，恐怕誰都不能這麼簡單地下結論。正如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提出，“零舉報”恰恰是“效果不好”的表現，“説明現在所實行的公示方法有問題”。深究下去，公示方法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公示的範圍過窄，僅公佈一部分或僅限于很小範圍內；其二是對公示的內容公眾缺乏有效的監督途徑。

　　從公示範圍看，在幾個試點單位中，公示都沒有做到完全徹底的公開。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區雖然規定了官員財産申報必須有非常詳盡的項目，但很多只限于內部掌握，只選取其中一部分在網上公示，公眾自然很難看到官員財産的全貌。再比如，浙江慈溪和寧夏銀川市採取的都是在內部公示的方式。

　　一旦監督主體都是“內部人”，那麼監督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在財産公示問題上，“內部人”之間並沒有相互監督的積極性，積極監督既不會讓自己受益，還有可能“引火上身”。損人不利己的事情，自然會無人問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情況下，“零投訴”根本不應該成為新聞，真正能夠成為新聞的是“有人投訴”。

　　另外，公眾對於財産公示內容缺乏有效監督途徑，更是官員財産公示遭遇“零投訴”的根本原因。按理説，通過官員財産公示暴露出來“不正當財産”，最大的受益人是作為納稅人的公眾，因此公眾對於監督官員財産公示最有熱情。近些年來，全國兩會上每每有涉及官員財産公示的提案甚至爭議，都能引起公眾的廣泛共鳴，就是最好的例證。

　　事實上，官員財産公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為公眾核實官員財産情況提供一個公開的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講，官員財産公示只是第一步，若要讓公眾積極參與監督，還要賦予公眾相應的核實權。

　　比如，正如有專家建議的那樣，應當組成一個由群眾代表、財務部門、銀行和記者共同組成的調查小組，對公示的信息進行核實。畢竟，在沒有專業調查組織進行核實的情況下，由於信息不對稱，公眾對於公示的官員財産基本上屬於“兩眼一抹黑”，即便想投訴也是“無從投訴”。

　　應該説，當前一些先行試點地區公示官員財産的做法，之所以遭遇“零投訴”的尷尬，本質上還是這些試點地區的做法，更像是一種形式意義上的創新，而不是一整套系統的制度設計。

　　于官員財産公示制度而言，其要真正發揮作用，需要一整套相互銜接的制度作為支撐才能實現。縱然，由於種種原因，官員財産公示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若干步走，但是在現實中，很多時候分步走變成為“一步走”，第一步不幸成為最後一步，“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零投訴”意味著官員財産公示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