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日前宣佈，3月20日零時起同時上調汽柴油零售價各600元/噸，對應漲幅分別達到6.4%與7%，漲幅創下2009年6月以來新高，油價更是創下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以來歷史新高。

　　中央政府對此已有事先安排，其中之一即如溫家寶總理3月17日至18日視察河南農村時所述，“如果油價提高，國家還準備給（農民）直接補貼”，其指向，除了繼續貫徹落實反哺“三農”基本國策，更為迫近的政策目標顯然在於及時切斷能源與農産品價格聯動傳導機制，從其源頭上阻止通脹向下游擴散。

　　反復衝高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捲土重來，中國經濟將長期面對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從未遭遇的滯脹考驗。當然，倘若嚴格按照經典定義，時下中國日益凸顯的通貨膨脹壓力與經濟下行風險並存的局面，距離真正的滯脹為期尚早，因為畢竟，中國的經濟增速只是相對過去長期保持的10%以上增速有所放緩。真正堪憂之處，無非在於中國本就失衡的國民福利分配格局，因為滯脹通常表現出的高通脹、高失業並存而更趨惡化。

　　面對複雜並且相互背離的新情況，曾經有效的諸多宏觀調控手段很有可能顧此失彼。譬如此前一輪通脹週期中，央行曾在2006年4月至2008年9月短短兩年半時間內，心無旁騖地連續1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以及連續8次上調存貸款利率。再比照通脹壓力同樣高企的2011年全年，儘管當期CPI同比上漲5.4%，明顯超出年初設定的4%左右的目標值，但自該年年末起，為了兼顧促進經濟平穩發展，貨幣緊縮還是出現了鬆動跡象。

　　按照經濟學一般原理，應對滯脹需要更多地借重財稅政策，因為相比很容易陷入“追二兔”困局的總量調控，更具針對性的財稅政策可以通過臨時性補貼等手段（如上文所述農業用油補貼），審慎靈活地提前干預市場失靈，避免價格彈性促成發散型蛛網效應；還可以通過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有保有壓地平衡供求關係、調節資本投向，進而促進宏觀經濟平衡與協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選項對於素來奉行“大政府”、“大財政”模式的中國而言，包括直補、直投等相對有利於政府擴權，較易投入實際使用並且見效直接明了。這一點，是中國體制優勢的具體體現，但也會再次形成潛在隱患。譬如農業生産財政補貼，由於其並不能根本性改變中國農村人多地少所導致的高成本、低效率，因此，面對正在顯現且長期存在的滯脹考驗，中國時下更需要加快打通另一條路徑，即，通過減稅、放權等政府自我設限的方式，不斷提升市場活力，不斷推進轉型發展，只有這樣，中國的防滯脹重任才能由“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配合完成。（《